結束語（第3/5頁）

蘇聯的意識形態依舊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成為蘇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能起到動員作用，反而帶來了虛偽、犬儒化和懷疑。在1968年對“布拉格之春”的殘酷鎮壓之後，哪怕是最理想化的蘇聯知識分子也對共產主義思想失去了興趣。政治領導人、官僚和各行各業的精英，都開始把官方的意識形態看作是一種外在的儀式，與他們自己真正的思想傾向完全是兩碼事。意識形態的教條仍然是管理國內政治言論和描述國內政治狀況的工具。它也還是以大國沙文主義為中心的官方集體認同的關鍵，而日漸徒有其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然承認莫斯科的世界中心地位。

本書所證實的一點是，領導者個人對於蘇聯國際行為的影響十分重要。特別是斯大林；他控制了大部分關鍵領域的決策，尤其是國家安全、意識形態、軍事及對外事務。重大決策大權獨攬看上去很美，但到頭來它也放大了他的錯誤與失誤所造成的影響，而且這種大權獨攬也是冷戰爆發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之後的領導人就差遠了，但就像赫魯曉夫的核邊緣政策與勃列日涅夫對緩和的貢獻所證明的那樣，他們的作用也至關重要。勃列日涅夫因病造成的人格分裂，是蘇美緩和的形勢迅速下滑、歐洲軍備競賽加劇以及1979年12月蘇聯最終在阿富汗采取幹涉行動的原因之一。這次災難性的入侵是革命與帝國範式強大慣性的最後一次大展示。蘇聯的各位領導人擔心把阿富汗讓給美國（他們低估了伊斯蘭激進主義運動的潛力），便用武力更換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他們本指望幾周或幾個月後就可以撤軍，然而卻事與願違，在那裏深陷泥潭幾近十年。入侵阿富汗再次推動了美蘇對抗。它也是蘇維埃帝國史的一個分水嶺。與伊斯蘭遊擊隊的漫長的戰爭，削弱了蘇聯國內對擴張主義政策支持的力度。

在華盛頓，裏根政府希望利用蘇聯在阿富汗的困境，迫使蘇聯退出第三世界。在1980～1981年，它還向莫斯科施壓，讓蘇聯人不要入侵波蘭——當時該國的團結工會向共產主義政權發起了挑戰。但西方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壓力反倒把克裏姆林宮變成了一座雖被圍困卻還在堅持戰鬥的堡壘。蘇聯的各位領導人私下裏宣布不會在波蘭使用武力，不過這一決定與美國的政策幾乎沒有關系。在阿富汗，他們還是寧可冒更多損失的危險也不願意灰溜溜地無條件撤軍。結果，第二陣冷戰之風反倒使蘇聯的對抗立場和蘇聯精英及老邁的政治局領導層集體認同中的反美成分繼續保持了下來。

羅納德·裏根的幸運在於，他的總統任期剛好趕上克裏姆林宮的更新換代和老近衛軍的退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自斯大林以來第一位對意識形態與蘇聯安全利益的關系做出重大調整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從蘇共統治機器中的一員，逐漸成為一位注重意識形態的出色的國務活動家。但他沒有照搬革命與帝國範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維”——一種模糊的追求世界大同的救世良方，它吸收了戈爾巴喬夫那一代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在二十年前所珍愛的有關民主化的共產主義的種種理念。實質上，這位總書記最終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馬列主義。戈爾巴喬夫想對共產黨進行改革，想要改造蘇聯社會並把蘇聯融入“歐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懷有許多大的錯覺。首先是以為在擺脫了斯大林主義後遺症及革命與帝國範式的束縛之後，蘇聯會變得更加強大。其次是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出手相助，實現把蘇聯的改良主義的共產主義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融為一體的宏偉大業。

就像先前的各位蘇聯領導人一樣，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作用在改變蘇聯的國際行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爾巴喬夫公開放棄斯大林對外政策目標背後的意識形態考慮，並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對過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來維持社會主義帝國的種種封閉的壁壘。不到一年，這個帝國就在中、東歐崩潰了。兩年後，蘇聯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個獨立的國家。

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有一段漫長的過程，最終導致了這一巨變。最重要的是，在蘇聯政界和知識界的精英當中，不惜一戰的意志在不斷衰落。1953年，斯大林繼任者們的立場從對抗變成了緩和。赫魯曉夫在1958～1962年間對西方的施壓，盡管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後果，卻並非出於純粹攻擊性的目的；這位蘇聯領導人笨拙地想讓西方大國按照蘇聯可以接受的條件去結束冷戰。對於二戰有著親身體驗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蘇聯人民應該得到持久和平。緩和政策的實行，實際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領導層偷偷地放棄階級鬥爭思想，不顧忌西方諸強的資本主義性質而與其建立合作與夥伴關系。從斯大林不動聲色地煽動戰爭和赫魯曉夫的虛張聲勢的恫嚇到戈爾巴喬夫的結束冷戰，勃列日涅夫的緩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