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第2/5頁）

其次，克裏姆林宮的權力鬥爭有利於這樣的領導人：他要兼有靈活與強硬、務實與思想正確。赫魯曉夫打敗貝利亞和馬林科夫的時候，聲稱他們準備把東德送給西方。而他在戰勝莫洛托夫的時候，又在黨政精英們面前說，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沒能分化敵人，反倒使他們聯合起來。盡管赫魯曉夫公開指責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蘇式的共產主義制度作為美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銷的時候，有必要證明，他能夠洗去這種制度中的斯大林主義的罪惡。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迅速增長。20世紀50年代，蘇聯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擁有熱核武器的超級大國。隨著國力的增強，誘惑也來了：突破美國人為遏制蘇維埃帝國而在其周圍設置的障礙，迫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接受對蘇聯的國家利益更為有利的和解方案。與此同時，蘇聯實力的增長——這一點突出表現為1957年“斯普特尼克”號人造衛星的發射和1961年尤裏·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極大地增強了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中的吸引力。

赫魯曉夫個人的幹勁、野心以及他不時地心血來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對蘇維埃體制及蘇聯社會影響的企圖——雖然不是始終一貫的——成為蘇聯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對外政策在內的諸多政策變革的主要動力。起初，靠著赫魯曉夫的能量和“新對外政策”，蘇聯人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赫魯曉夫對革命與帝國範式的狂熱信仰，再加上冷戰的對抗邏輯，使得他一再考驗美國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忍耐力。赫魯曉夫相信，蘇聯與西方這兩大集團之間在軍事上開始形成的均勢，將迫使西方各國在全球退卻。同時他還堅信，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新對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點從緩和並在歐洲采取務實的防禦措施變成在柏林的冒險和向第三世界輸出蘇聯的經濟政治模式，可以從他對核邊緣政策的癡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釋。赫魯曉夫和他的領導集體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敗了美國包圍蘇聯的計劃。然而，從1958年至1962年，赫魯曉夫一直都在支持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個第三世界的所謂民族解放運動和各種社會主義政權。這種做法的高潮出現在1962年，當時赫魯曉夫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冒險決定：部署蘇聯導彈來保衛古巴。只是在熱核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赫魯曉夫的頭腦才清醒過來，選擇了撤退。

古巴導彈危機使得核邊緣政策的做法和無限制的救世思想名聲掃地。1964年10月取代赫魯曉夫的新領導集體找到了一條比較安全的促進蘇聯利益的道路：與西方各大國談判並以實力為依托緩和與西方的關系。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來——其副手葛羅米柯和安德羅波夫也支持這種看法——對於蘇聯的國家利益和蘇聯社會主義帝國來說，緩和與西德的關系並與美國達成協議，要比向西德施壓並與美國繼續進行軍備競賽更有利。在克裏姆林宮的領導集體當中，勃列日涅夫是推動緩和的關鍵。他是第一位以下面這種身份在蘇聯精英和人民當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蘇聯統治者：他不僅是增強實力並在意識形態上采取強硬姿態的倡導者，而且還是和平的締造者。跟赫魯曉夫不同的是，他是個有力而且耐心的談判者。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蘇美緩和“高潮”很可能就不會產生。

不過，勃列日涅夫盡管大權在握，但與其說他是個做決定的人，不如說他是個尋求共識的人。而且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這一代大多數官員一樣，仍然是革命與帝國範式的囚徒。勃列日涅夫和蘇共政治局宣布，不會用武力來敲詐勒索，可他們永遠也不會覺得這種事自己幹夠了。在其核力量處於巔峰時期，蘇聯統治者和軍方仍然認為美國占據優勢，美國政策的目的是“敲詐，否則就在核戰爭中打敗蘇聯——這正好與美國保守派對蘇聯的看法一樣”。

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安全與對外政策缺乏連貫的戰略，支配它們的是意識形態與官僚主義的惰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派利益與鉤心鬥角。雖然與美國開展了軍控談判，但蘇聯在軍事上大規模擴充戰略實力的過程並未中斷。而且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蘇聯人又像赫魯曉夫時代一樣，發現自己滑向了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擴張主義，陷入了與美國對抗的零和遊戲。

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聲稱，緩和只是幌子，克裏姆林宮實際上是想占據軍事優勢並在冷戰中取勝。他們錯了。自從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社會一直在改變；在20世紀60、70年代，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運動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後的緩和政策，在蘇聯國內造成了第一次嚴重的分裂。從藝術和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到某些“開明”的蘇共官員，蘇聯的精英們開始克服殘暴和猜疑遺留的影響。“鐵幕”的部分打開以及越來越多的國際旅行和交流的機會，慢慢地消解了蘇聯人的仇外情緒、軍國主義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大一統。盡管蘇聯軍方、克格勃和軍工綜合體依舊強勢，但其他官僚機構卻開始失去其斯大林主義的優勢地位。在實業家和經濟管理者當中，支持擴大與西方國家經貿往來的呼聲一直很高。在受過教育的精英當中，進行對比和自由思考的能力開始提高。最近進行的一項對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意識形態狀況的研究發現：“馬列主義思想的動員能力急劇下降，結果就削弱了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另外一項研究中，俄羅斯的一位傑出的學者表示，到20世紀70年代初，“國民關於共產主義理念可以實現的夢想”已經破滅。與20世紀60年代初的“強共識”相反，僅僅十年過後，就出現了“威脅到蘇聯社會的存在本身”的“徹底的分裂”和“真正的沖突”。在20世紀70年代的緩和期間，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這種趨勢還在蔓延，從而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