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和的衰退與蘇聯的擴張，1973～ 1979（第4/25頁）

數年之後，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寫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在猶太移民問題上的立場是“不明智的”。這種看法忽視了由於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而擺在蘇聯緩和設計師們面前的兩難局面。對他們而言，與美國的貿易和金融協議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和實實在在的價值。與此同時，美國開出的新條件又完全無法接受，因為它們違背了平等與均勢的原則，而該原則是蘇聯推動緩和的主要目標。他們不明白，對於對自身也有利的經濟協議，美國為什麽要對別的超級大國規定政治條件？要是蘇聯的猶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東的阿拉伯盟友會怎麽說？更棘手的是給國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帶來的麻煩：如果當局允許大規模移民，那麽，說蘇聯是沒有人離開的“社會主義天堂”，說猶太人正在融入“蘇聯各族人民的大家庭”，這樣的宣傳就會受到嚴重的破壞。為什麽只允許猶太人移民？蘇聯的其他族群會怎麽說？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有越來越多的人懷疑，蘇聯的各位領導人對猶太人太寬大了。民族主義分子把矛頭指向勃列日涅夫，說他的妻子是“猶太人”[維多利亞·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於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貫信奉猶太教]。對於這些流言蜚語，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聞，它們有可能會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權威性。

盡管如此，勃列日涅夫還是準備幫助尼克松對付親猶太人的反對派，讓經濟與金融協議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到1973年3月，總書記在不斷地與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格列奇科、內務部部長尼古拉·曉洛科夫（Nikolai 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員溝通，要為猶太移民問題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既讓美國人滿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於外在的壓力。在政治局會議上，勃列日涅夫激動地批評了那些在背後破壞他的緩和大計的蘇聯官員。他懇請自己的同事：“我們要麽靠這個買賣賺一筆，要麽繼續我們本來打算對美國采取的政策。傑克遜搶先了一步。要是到頭來事情朝著他的方向發展，那我們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費了！”經過這一番緊鑼密鼓的活動，結果出台了專業人員移民的限額制度，並同意經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國的參議員，退出稅將只適用於特殊情況。

但是有限的讓步並沒有能夠平息傑克遜及其盟友的怒氣。反對派得寸進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義者，這些當時聚集在傑克遜周圍，日後又跑到羅納德·裏根的共和黨那邊的冷戰鬥士，拒絕與蘇聯政權的任何妥協。尼克松沒能擺平由猶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聯手組成的反對派，這對美蘇關系來說是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它排除了擴大經貿往來的可能性——不管這種可能性多麽渺茫——而擴大經貿往來本來是可以擴大美國社會支持緩和的政治基礎的。而且它還助長了反對派的信心，要對緩和施以更多的打擊。這個反對派很廣泛，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1933年之前反對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那個運動。意識形態的原因——它在1933年時導致拒絕承認主張無神論的布爾什維主義——以及在此時凸顯的人權問題，壓倒了對於安全及經濟利益的考慮。

這一新的形勢意味著尼克松與基辛格從實用政治出發采取的對蘇政策的終結。而且在蘇聯的異見知識分子與美國的媒體、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人權組織之間，逐漸結成了新的跨國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導者、猶太人、反蘇維埃的民族主義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開始向美國記者呼籲，要求對勃列日涅夫的領導班子施壓。他們把美國那些反對緩和的人，尤其是傑克遜參議員，視為自己的天然盟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也像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一樣，相信緩和是蘇聯的險惡陰謀，認為與克裏姆林宮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

突然之間，勃列日涅夫的緩和大業在內部出了問題。蘇聯統治機器中的意識形態保守派此時可以振振有詞地說，與西方恢復友好關系給政權帶來了危險，因為它讓美國成了蘇聯社會中的特洛伊木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並不能解決異見分子問題，只能火上澆油。猶太激進分子開始找蘇聯的駐外機構的麻煩，後來甚至向它們投擲炸彈。勃列日涅夫不時地打電話給安德羅波夫，要他“多加小心”。這位克格勃首腦對於國際輿論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來。他擔心自己這輩子會像貝利亞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樣，永遠無法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領導者。正如其心腹所回憶的那樣，“安德羅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離開國家安全首腦這個崗位的願望非常強烈，以至於它很快就成了一個心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