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與緩和之路，1965～1972（第4/22頁）

1965年2月，柯西金在安德羅波夫以及蘇聯其他許多官員和幕僚的陪同下出訪遠東，以期建立對外政策新戰略。他名義上的目的地是河內，但卻兩次在北京停留。他會見了周恩來並在回國途中會見了毛澤東。柯西金北京會談的效果是令人沮喪的：固執僵化的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非常好鬥；他們攻擊蘇聯的“修正主義”，拒絕在政策上與蘇聯人協調一致，甚至在給北越提供援助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河內的會談對於蘇聯領導層來說也不太樂觀。隨行的安德羅波夫的幕僚亞歷山大·鮑文，注意到柯西金為什麽沒有能夠說服北越的各位領導人不要與美國發生全面戰爭。越南人和蘇聯人雖然在意識形態上都信仰馬列主義，但卻來自不同的世界。河內的各位領導人是革命者，是地下鬥爭和反殖民鬥爭的老兵；而蘇聯官員則是國家的管理者，是在官僚政治的權力走廊裏成長起來並獲得自己的地位的。多年來，一直覺得自己是蘇中權力遊戲的工具的河內共產黨領導人，這次打定了主意，不管犧牲多少人，也不管莫斯科怎麽勸說，都要取得徹底的勝利。

然而，美國對越南的幹涉撩起了蘇聯領導集體和軍方的意識形態沖動，從而使蘇美關系的形勢急轉直下。蘇共在蘇聯各地組織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示威活動和“與越南人民團結一致”的集會。對於約翰遜政府為了啟動限制戰略武器競賽談判而進行的最初的接觸，政治局故意反應冷淡。此外，美國於1965年2月對河內和海防港的轟炸也令柯西金怒火中燒，因為他當時正在北越作正式訪問。在蘇聯的對外政策精英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不值得為了北越而得罪美國。不過，隨著抗議美國轟炸的聲勢越來越大，這些人被迫放低了姿態。

1965年5月，美國在加強轟炸北越的同時，又對多米尼加共和國進行幹涉。消息傳來，政治局群情激昂。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把在越南和中美洲新出現的情況說成是全球對抗的升級，並認為：“繼多米尼加事件之後，就要對古巴動手了。”他提出的對策是，蘇聯要采取“積極的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柏林和與西德接壤的邊境地區進行佯動，並把空降兵等部隊從蘇聯境內部署到東德和匈牙利。就像米高揚回憶的，這位國防部部長“強調我們應該做好襲擊西柏林的準備”。

1966年年中，鮑文回憶說，為了對美國在越南采取的使戰爭升級的新行動做出回應，蘇聯軍方和政治局的某些成員又開始提出，要滅滅美國人的威風並通過展示蘇聯的軍力來威脅他們。然而，即便是力主與美國攤牌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蘇聯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影響華盛頓和河內在越南的政策。此外，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還令人記憶猶新。米高揚、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和蘇斯洛夫都贊成采取遏制政策。

1967年，若幹新的打擊接踵而至，並在情感上向克裏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提出了挑戰。東南亞共產主義陣營當時是一片斷壁殘垣。在蘇加諾（Sukarno）總統下台之後，有大約30萬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遭到蘇哈托（Suharto）將軍領導下的軍隊的謀殺；蘇聯失去了它在印度尼西亞的全部影響力。而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擊潰了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的聯軍。從雅加達到開羅，蘇聯的影響力似乎正在土崩瓦解。阿拉伯各國的潰敗讓蘇聯領導層和精英們大為震驚。政治局可以不幫蘇加諾，但中東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勝利在蘇聯國內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蘇聯猶太人當中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表示同情的越來越多，而且他們還以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國以來最為明顯的方式，表現出他們與以色列的團結一致。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猶太會堂，克格勃的密探聽到人們在稱頌以色列的國防部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並要求得到武器為以色列而戰。不過，最令人難堪的是國際影響。政治局把與激進的阿拉伯政權的同盟關系，視為自二戰以來蘇聯對外政策的最大的地緣政治成就。蘇聯官員在意識形態上鼓吹與阿拉伯人的一致性，並在軍事、情報和心理上給予埃及和敘利亞以廣泛的支持。與此同時，克裏姆林宮又擔心，如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再次發生戰爭，就有可能導致蘇美緊張關系的升級和美國站在以色列一邊更多地插手中東事務。

在阿以“六日戰爭”期間以及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期，政治局幾乎在不停地開會。一位與會者在其日記中記下了那些日子的陰郁情緒：“在納賽爾放出那些狠話之後，我們沒有料到，阿拉伯軍隊瞬間就被打敗了。”政治局必須重新設計在該地區的政策。但在專門召開的黨的全會上，反猶太復國主義情緒和意識形態規劃卻壓過了務實的考慮。蘇聯領導層決定自1953年以來再次與以色列斷絕外交關系，直至它與阿拉伯國家達成和解並把土地歸還給它們以換取安全保證（根據聯合國第242號決議）。少數專家意識到，這樣一來，實際上就凍結了蘇聯在該地區的外交活動。但包括葛羅米柯和蘇斯洛夫在內的大多數人都支持這個新的路線。與此同時，蘇聯人迫切想要維持其在中東的存在。他們繼續在埃及和敘利亞投資，為了挽回損失又砸進去了許多冤枉錢（僅埃及就欠蘇聯約150億盧布）。結果，蘇聯在中東的外交遭到了阿拉伯激進主義的綁架，可以予取予求。這次，新領導集體又像在越南一樣，證明自己是革命與帝國範式的囚徒，而不是設計師——這與斯大林截然不同。莫斯科只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不久，才與以色列恢復外交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