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與緩和之路，1965～1972（第2/22頁）

亞歷山大·謝列平（Alexander Shelepin）是主席團中年輕的新貴。他在1964年10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面向赫魯曉夫發炮，提出了這份報告中的許多批評意見。現在看來，當時只要赫魯曉夫像1957年6月那樣向與會代表呼籲，政治局的委員們就準備在中央全會上對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公開發難。但這位蘇聯領導人不戰而降了，全會在沒有討論赫魯曉夫過往的對外政策的情況下，就通過了對他的免職決議。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表明的，新領導班子在外交事務上並沒有任何共識。雖然他們都認為赫魯曉夫的核邊緣政策是災難性的，但對於什麽樣的對外政策符合蘇聯的利益，他們卻未能達成一致。

對於外交事務，新統治者們甚至還不如十年前斯大林的副手們那樣有信心。蘇共第一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Alexei Kosygin）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Nikolai Podgorny），在國際事務或國際安全方面經驗非常少。外交部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國防部部長羅季翁·馬利諾夫斯基以及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爾·謝米恰斯內（Vladimir Semichastny）甚至連中央主席團的成員都不是，只能扮演政治上的配角。到1965年11月為止一直居於領導層的米高揚回憶說，“主席團的討論水平明顯降低了”，有時“討論的是餿主意，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有些人卻不能理解它們的後果”。

蘇聯最重要的國務活動家這個角色，鬼使神差地落到了柯西金頭上，而他只有國內經濟方面的背景。在赫魯曉夫下台後的頭三年，柯西金在國際上贏得了一些聲望。從1965年8月到1966年1月，他成功地充當了已到了全面戰爭邊緣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國際調解人。1966年後，柯西金成了軍控問題的首席發言人。他履行自己的職責任勞任怨，但卻沒有熱情，因為很顯然，他從來沒有培養起對於國際事務的興趣。柯西金有屬於“紅色主管”所特有的觀點與信念——那是一群巨型工業企業的管理者，在20世紀30、4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他崇拜工業和軍事的力量，但也相信蘇維埃體制的終極的優越性，相信蘇聯負有領導所有共產主義力量和進步力量，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道德使命。中蘇關系的破裂令柯西金十分失望，而且還一度拒絕接受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在一個親近的小圈子中說過：“我們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也是共產主義者。如果是面對面，很難相信我們無法達成一致。”

國際媒體和外國評論家此時關注的還有亞歷山大·謝列平，他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就成了一個活躍的對外政策發言人。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很不相同的是，畢業於莫斯科哲學與文學研究所的謝列平受過良好的教育。同時，他欽佩斯大林的領導藝術，自己也擁有務實的名聲。他在斯大林執政時期做過共青團工作，在赫魯曉夫時期擔任過克格勃主席，這使得他在年輕而野心勃勃的精英官員中擁有狹窄但卻紮實的權力基礎。有傳聞說，在官員中有一個“謝列平派”。實際上，謝列平在各個精英圈子中的敵人都要比朋友還多。

謝列平、波利揚斯基以及他們在黨內高層中的追隨者，正如他們對赫魯曉夫的行為的批評所顯示的那樣，一心想讓蘇聯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重回一種帶有更多俄羅斯中心論和軍國主義色彩的革命與帝國範式。起初，在後赫魯曉夫時代的領導層中，沒有人打算質疑這一點。雖然他們中有些人曾經在1955年幫助赫魯曉夫批判並打敗了莫洛托夫的正統觀念，但他們真實的想法卻非常保守；對西方的敵意以及在對外政策上奉行的好鬥的單邊主義，成了他們的群體特征。

斯大林主義世界觀以及革命與帝國範式，仍在牢牢地控制著後赫魯曉夫時代的各位政治領導人。烏斯季諾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和新領導集體中的其他許多人，都屬於曾經在斯大林時期顯赫一時的那一代人。他們大多欽佩斯大林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的領袖作用，完全認同1945年的勝利，支持冷戰初期的動員和重新裝備。他們自己依然忠實於斯大林的遺願，要在與美國的對抗中把蘇聯打造成一個軍事上的超級大國。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擊中了這些人集體認同的要害，徹底危及了他們的過去，使他們的過去變得群龍無首，失去了神聖性。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幹部。他擔心蘇聯以後的高級幹部是否有能力在意識形態上起領導作用。用他的話說，取代並打敗了老布爾什維克的統治階層，太忙於“實際工作和建設”了，所以只是“通過小冊子”來學習馬克思主義。而下一代黨和國家的官員，按照斯大林的估計，可以說準備得還要差些。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靠小冊子、報紙上的文章和語錄成長起來的。“如果這樣下去”，斯大林認為，“就會一代不如一代。這將意味著[共產主義的]死亡”。斯大林認為，黨的未來的領導人應當兼具理論上的遠見和實際的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