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與緩和之路，1965～1972（第3/22頁）

實際上，克裏姆林宮沒有任何人可以成為一個有遠見的政治領導人。事實證明，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作為黨內僅存的具有理論修養的官員，其實是最缺乏想象力和政治才能的。後赫魯曉夫時代的寡頭，就像羅伯特·英格利希寫的那樣，是正統思維的“最後的人質”。他們的集體思維並非源於深刻的意識形態信仰或革命激情，而是由於缺乏教育和對多樣性的寬容，以及斯大林主義的長期影響。

國內出現了阻撓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解凍”的逆流。就連一些語義的變化也指向了斯大林主義的正統觀念：勃列日涅夫像斯大林執政時那樣，把自己的頭銜改為總書記；黨的最高機構（從1952年到1964年被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又一次變成了政治局。俄羅斯中心論、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化政策、軍國主義的聒噪，這些為斯大林主義後期所特有的種種做法又開始擡頭了。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和其他大城市，猶太裔知識分子都生活在對反猶運動卷土重來的恐懼中。

新領導班子的社會文化特征與集體心態，對於蘇聯的國際行為和蘇維埃聯盟本身的未來可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國際關系範式中的意識形態（革命）成分是為後赫魯曉夫時代領導集體中的多數人所共有的。在國內政治方面，他們中許多人都支持取消去斯大林化，贊成加大力度取締文化多樣性，主張遏制文藝領域的自由主義傾向。另一方面，他們並不是意識形態的主人，而寧可說是它的囚徒。他們害怕放棄正統教條，也沒有能力對其進行改革。

新寡頭們嘲笑赫魯曉夫插手馬列主義領域，尤其是他對黨綱的“修訂”，認為這樣做是受錯誤思想的蠱惑，注定沒有好的結果。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中許多人也受困於一種奇怪的自卑情結。換句話說，他們擔心自己在教育和理論修養上的不足，有可能在涉及“重要政策”的問題上以某種方式把自己引上邪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員把界定“思想正確”這件復雜的事情交給了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他受過正統的黨史和教科書版本的馬列主義訓練。國際事務方面的備忘錄起初必須經過黨的中央機構的過濾，而控制著該機構的是蘇斯洛夫和一些帶有外省和地方背景的宣傳人員。這些人當中有一些是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和農業集體化方面的專家[例如，科學部部長謝爾蓋·特拉佩茲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宣傳部部長V.I.斯捷帕科夫（V.I. Stepakov）和勃列日涅夫的副手V.A.戈利科夫（V.A. Golikov）]。他們在國內政策上擁護俄羅斯中心論的和斯大林主義的觀點，在外交事務上則欣賞信奉左傾教條的中國人。在為即將於1966年3月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準備勃列日涅夫的報告時，這些正統派的幕僚建議刪掉有關“和平共處”、“防止世界大戰”、不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極為多樣”以及“不幹涉其他共產黨內部事務”的內容。他們抱著1952年有關美國的宣傳中的看法，要求黨的報告揭露美國的“侵略和販賣戰爭的、殘暴的殖民主義本質”，以及“美帝國主義”的“越來越明顯的法西斯主義傾向”。戈利科夫在內部討論中宣稱：“我們不應當忘記，世界大戰即將到來。”據說由謝列平提出的一個說法也傳開了：“人民必須了解實情：與美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毫不奇怪，新的領導集體一致認為，蘇聯對外政策的頭等大事必須是與“兄弟般的”共產黨中國和好，而不是緩和與資本主義西方的關系。它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當時正在滑向革命動亂，也就是很快就為人所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些駐北京的蘇聯外交官試圖向莫斯科報告此事，但這些報告沒有得到信任，也沒有被當回事。駐中國大使斯捷潘·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曾經是烏克蘭的黨的書記，他比較清楚蘇聯領導層的心態，就給報告換了一種更為積極的調子。於1965年取代契爾沃年科的謝爾蓋·拉賓（Sergei Lapin）是個犬儒化的官員，甚至都沒有費心去提供合適的分析。1965年1月，政治局否決了外交部和中央委員會社會主義國家部的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與美國的關系的建議。謝列平批評了這些部門的負責人安德烈·葛羅米柯和尤裏·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說他們缺乏“階級立場”和“階級意識”。

1965年越南戰爭的升級在後赫魯曉夫時代的克裏姆林宮引發了第一次對外政策大討論。蘇聯領導層以前沒有意識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緣政治上有什麽重要意義。他們徒勞地勸說河內，不要對南越發動戰爭。歷史學家伊利亞·甘杜克（Ilya Gaiduk）認為，他們是擔心戰爭“阻礙與美國及其盟友的緩和進程”。然而，美國的直接幹預讓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動。現在，要求對意識形態上的兄弟承擔責任的呼聲占了上風。支持采取親中的對外政策的人開始認為，通過聯手幫助北越，蘇聯對越共的援助會制造蘇中和解的機會。蘇聯開始增加對北越的武器供應和其他形式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