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3/21頁）

在最初的震撼過後，赫魯曉夫意識到，如果蘇美之間彼此都對熱核武器的威力心懷恐懼，那就可以防止未來發生戰爭。他覺得艾森豪威爾政府雖然做了許多準備，口頭上也很強硬，但不會動用如此可怕的武器，尤其是在美國人害怕可能會遭到還擊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生性樂觀的人，赫魯曉夫把自己的焦慮轉化成克服美國優勢的決心。在他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之後，便馬上開始對蘇聯的武裝力量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到1955年初，他中止了斯大林建設一支龐大的海軍的計劃，理由是它經不住新武器的打擊，不管是常規武器還是原子武器。他就像艾森豪威爾早先那樣，開始相信導彈將主導未來的戰爭。

對核戰爭的恐懼並沒有改變赫魯曉夫對革命與帝國範式的信念。的確，他不再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樣，認為未來戰爭將把世界變成共產主義世界。但他認為核恐懼彼此抵消，對美國比對蘇聯更不利。它意味著“美帝國主義”雖然在經濟、財政、技術和軍事方面占有優勢，但不敢挑戰共產黨對中歐的控制。再者，在雙方都懷有核恐懼的情況下，蘇聯及其盟友會有更多的機會推動去殖民化、反帝國主義鬥爭和共產主義等各項事業，使之遠遠超出蘇聯的範圍。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的領導體制也有一點勝過美國的政府，那就是它相對來說不會受到“國內的阻撓”。也就是說，公眾對核戰爭的恐懼可能會與美國政府的全球目標發生沖突。蘇聯的宣傳機器形成了一種習慣，就是對哪怕一點點的反戰跡象都要加以壓制。它還利用雄厚的資源，防止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精神的退化。除了馬林科夫的講話之外，克裏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都有意回避核戰爭的後果問題，以免蘇聯人民會產生恐慌情緒。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學校沒有民防演習（雖然蘇聯兒童要接受大量的準軍事化訓練），報刊和電台也很少報道核試驗的消息——不管是美國的還是蘇聯的。物理學家們在1954年4月的那封有名的信件從來沒有發表。

不過，蘇聯民眾對原子彈實際上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也知道廣島被毀滅的情況。不僅是值班士兵，就連許多平民看到空中的飛機也都感到不安，生怕它們是“艾諾拉·蓋伊”。核武器時代的現實與蘇共此前的意識形態教條之間存在明顯的不一致。這種明顯的不一致引發了疑問和懷疑。1954年夏，蘇共書記處書記彼得·波斯佩洛夫向赫魯曉夫報告了象棋世界冠軍米哈伊爾·鮑特維尼克（Mikhail Botvinnik）在其給黨的領導人的信中所犯的“錯誤”。鮑特維尼克問，人們該怎樣把核戰爭有可能造成的滅絕的危險與官方意識形態認為戰爭是由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為追求利潤而發動的觀點協調起來？蘇聯是否應該與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達成和解？這種和解是否是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這些問題正好切中蘇聯意識形態以及冷戰宣傳的要害。

1955年11月22日，蘇聯的核武器設計人員成功試爆了一顆160萬噸級TNT當量的炸彈。與1953年8月試爆的那顆不同的是，這是顆真正的“超級炸彈”，利用的是核輻射壓縮原理和核聚變。伊戈爾·庫爾恰托夫和他的設計人員知道，他們現在可以像美國人一樣制造幾百萬噸級TNT當量的威力更強大的武器了。試驗之後，安德烈·薩哈羅夫向此次試驗的軍事指揮官米特羅凡·涅傑林（Mitrofan Nedelin）元帥暗示說，如果有一天要用到熱核武器，那將是一場大災難。感到懷疑的並不只是薩哈羅夫。就連庫爾恰托夫，蘇聯核武器工程的科學主管，也有了反戰的想法——這讓赫魯曉夫極為不滿。

在軍隊高層，意識形態上的樂觀主義和軍人的好勇鬥狠蓋過了對核戰爭的恐懼。取代布爾加寧成為國防部部長的朱可夫元帥是個例外。他同意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5年7月所說的隨著原子彈和氫彈的出現，許多在過去是合理的觀念都變了。朱可夫強調，“他個人明白這種武器的危害性有多大”。總統與元帥還一致認為，只有通過逐步建立互信和控制軍備，才能使雙方擺脫目前的困境，克服彼此的恐懼。

赫魯曉夫的“新面貌”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及其領導集體中的同事，準備讓他們的意識形態教條跟上核武時代的形勢。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宣布放棄斯大林關於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觀點，並制定了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實行“和平共處”的原則。但是，對斯大林有關馬列主義的解釋，赫魯曉夫的修正工作只做了一半。一方面，他說帝國主義的確是戰爭的溫床，而且還重彈只要資本主義再次發動世界大戰它就會被埋葬的老調；另一方面，他又說，“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因為現在存在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它們擁有令人生畏的手段，可以防止帝國主義分子發動戰爭”。赫魯曉夫最後還說，西方的一些有影響的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原子戰爭沒有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