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2/21頁）

在此期間，美國打消了莫斯科自以為在熱核武器的研發上已經占據優勢的想法。1954年1～2月，國務卿杜勒斯“大規模反擊”的論調叫得最響。3月1日，美國開始了一連串新的核試驗，試爆了一顆150萬噸級TNT當量的氫彈，其爆炸威力比科學家預想的還要大三倍。爆炸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巨大的雲團，覆蓋面積達7000平方英裏。日本的一艘拖網漁船因此而受到輻射，這引發了全球性的強烈抗議，要求禁止繼續進行類似的試驗。在3月1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威爾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承認：一顆超級炸彈可以摧毀整整一個大都會區；熱核戰爭可能危及人類的文明。早在三個月前，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向聯合國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議，目的是消除人們認為美國準備發動熱核戰爭的想法。該建議要求，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共同努力，以幫助世界上的不發達地區。不過，從美國隨後的試驗來看，該建議言不由衷，它不過是想用來遮掩自己暴露出的核優勢的無花果樹的葉子而已。

蘇聯核武器設計人員意識到，在制造數百萬噸級TNT當量的武器方面，美國人已經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而薩哈羅夫的炸彈還無法產生那麽大的威力。於是，伊戈爾·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和其他核物理學家就對薩哈羅夫的設計失去了興趣，並很快把注意力轉向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和斯坦尼斯拉夫·烏拉姆（Stanislaus Ulam）於1951年1月在美國提出的輻射內爆壓縮原理。大約在同時，原子能部部長馬雷舍夫要求庫爾恰托夫草擬一份對艾森豪威爾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回應。蘇聯科學家借此機會讓克裏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注意到了有關熱核革命的驚人事實。結果，一篇題為“原子戰爭的威脅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提議”的文章，在1954年4月1日交給了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基於對熱核反應的利用，現代的原子能實踐，”物理學家們寫道，“可以無限增加炸彈中實際蘊藏的爆炸能。這種武器實際上防不勝防，因此，大規模使用原子武器顯然會造成參戰各國的徹底毀滅。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可以消滅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脅。”作者們建議揭露艾森豪威爾提議的兩面性，並將熱核戰爭的危險性公之於眾。

馬林科夫很可能提前就知道了這些觀點，所以他就再次決定搶在領導集體的其他人前面，發表權威性的意見。1954年3月12日，部長會議主席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蘇美之間的冷戰倘若繼續下去，就會引發敵對行動，而“使用現代武器的敵對行動意味著世界文明的終結”。這種說法嚴重偏離了蘇聯在核武器問題上的政治話語。例如，米高揚在同一天的講話中就老調重彈，說“蘇聯擁有的氫彈是一種防止侵略、維護和平的手段”。

馬林科夫的講話反映出克裏姆林宮的核恐懼在不斷增加。1954年2月4日，蘇共書記處批準對軍隊和政府部門的防空洞以及掩體進行升級，以防發生核戰爭。不過，莫洛托夫和赫魯曉夫利用馬林科夫對黨的路線的偏離，指責他是思想異端。他們聲稱，他的悲觀主義論調會削弱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盟友的士氣，因為它懷疑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他們還從“現實主義”立場抨擊他的講話。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任何對原子武器的擔憂，都可能被敵人理解為軟弱的征兆。馬林科夫接著就在下一次公開講話中承認，核戰爭實際上將導致“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

據莫洛托夫說，如果再次發生戰爭，那將導致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最終勝利”。國防部部長尼古拉·布爾加寧和蘇軍高層大部分人也都同意這種說法。他們仍然拒不承認熱核武器的革命性影響。1954年9月，主席團批準在靠近烏拉爾山脈的托茨科耶（Totskoye）進行軍事演習。為了訓練部隊，那裏引爆了一顆與廣島的同一類型的原子彈。觀摩此次演習的布爾加寧等一群元帥和將軍們樂觀地認為，在采取某些預防措施之後，蘇軍有能力進行原子戰。

赫魯曉夫盡管在公開場合對核戰爭表示樂觀，但他起初對熱核武器顯示出的威力非常不安。他的兒子回憶說，在1953年8月蘇聯的核試驗之後，赫魯曉夫看了一部有關核爆炸的保密影片，回家時情緒低落，好幾天都無法平靜下來。影片顯示，在距爆心投影點幾十英裏的地方，房屋被摧毀，人也被擊倒。試驗的一位目擊者回憶說，爆炸的影響“顯然有點兒超過了心理的承受能力。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還不像這樣令人毛骨悚然，雖然它當時的可怕程度要超過那場仿佛還歷歷在目的戰爭中所見到的一切”。1941～1944年間有過恐怖的戰爭經歷的赫魯曉夫，想必是又一次感到不寒而栗。後來，在與一位埃及記者交談時，他承認他當時深受震動：“當我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並了解到有關核武器威力的全部實情時，我好幾天都無法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