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姆林宮的政治鬥爭與“和平共處”，1953～1957（第3/18頁）

聲稱忠於集體領導原則的赫魯曉夫，拒絕同時擔任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而是建議由他的朋友、國防部部長尼古拉·布爾加寧擔任後一個職務。這一選擇證明了赫魯曉夫早先對馬林科夫批評的虛偽性：新的政府首腦給人的印象恰恰是特別軟弱。斯大林是認為他這個人沒有危害，才會把武裝力量交給他（領袖之所以寧可把如此關鍵的權力交給一個軟弱的人，那是因為他擔心碰到一個潛在的波拿巴）。跟這種人搭档，赫魯曉夫的領導地位不會受到挑戰。同時，赫魯曉夫在1955年2月又得到一個重要職位，成為最高國防委員會這個負責國防事務和武裝力量的常設機構主席。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新任國防部部長格奧爾吉·朱可夫元帥（他現在是赫魯曉夫的堅定盟友）、中型機器制造部（這是個為掩人耳目而杜撰的名稱，實際上是指核武器綜合體）部長維亞切斯拉夫·馬利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赫魯曉夫實際上成了蘇聯的總司令。從此以後，從萊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這個職務就一直由黨的總書記繼承。

新的權力基礎讓赫魯曉夫得以插手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這些他所不熟悉的領域。他早先反對過“和平攻勢”中的某些主張，那是因為他的競爭對手們贊成它們。現在，他又開始回到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提出的、曾經被他說成是賣國的某些對外政策主張，從而使未來幾年成為蘇聯在對外政策上最富有成果、最具革新意識和最溫和的一段時期。不過，克裏姆林宮的寡頭們暫時還要繼續遵循集體領導的方式。自己並沒有要做領導人野心的阿納斯塔斯·米高揚，成了第一書記在外交上可以信賴的、忠實的良師益友。另外，就像歷史學家艾琳娜·祖博科娃（Elena Zubkova）說的：“馬林科夫這個人習慣於妥協，這對沖動而粗魯的赫魯曉夫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中央主席團的新成員朱可夫、馬特維·薩布羅夫（Matvei Saburov）和米哈伊爾·別爾烏辛（Mikhail Pervukhin）也都積極地參與到外交事務的決策過程中。

然而，對於赫魯曉夫此時推動的對外政策倡議，莫洛托夫依然是最堅定的保守的批評者。1954年秋以來，從開墾荒地到防務控制，莫洛托夫與赫魯曉夫幾乎在每一項議題上都相互反對。在1955年2～4月就奧地利中立問題進行談判期間，兩人當真開始了對最高權力的爭奪。奧地利政府擔心遭遇和德國一樣的被分裂的命運，就向克裏姆林宮主動提出談判，就結束蘇聯占領問題單獨達成協議。莫洛托夫表示反對，“對於蘇聯從奧地利撤軍的後果，我們承擔不起”。一份由資深外交官提交的1953年11月的秘密備忘錄也附和道：“因為這實際上意味著把奧地利交到美國人手中，從而削弱了我們在中歐的中、南部地區的地位。”相反，赫魯曉夫則表示，奧地利的中立會削弱北約的力量。主席團的多數成員都同意他的看法。在蘇聯與奧地利達成協議之後，得意揚揚的第一書記利用一次非正式的機會在招待會上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副手們搖起了手指。他說，從現在起，他們必須從“黨的領袖”而不是自己的上司那裏接受指示。

蘇聯官方代表團對南斯拉夫的訪問（1955年5月26日～6月2日）給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務上的地位以最後一擊。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和當時成了國防部部長的格奧爾吉·朱可夫，想要彌合蘇南之間的裂痕，並準備為斯大林在1948-1953年發動的反鐵托運動道歉。他們相信，與南斯拉夫重歸於好將會使該國回到蘇聯的懷抱，從而提升莫斯科在南歐和巴爾幹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然而，在莫洛托夫看來，鐵托政權永遠不會成為蘇聯的一個負責任的夥伴。列寧著作中的話讓莫洛托夫底氣十足。他聲稱，任何贊揚南斯拉夫領導層的人都“不可能是列寧主義者”。莫洛托夫執意反對訪問南斯拉夫，所以他甚至沒有進入代表團的名單。問題的關鍵是，由誰——莫洛托夫還是赫魯曉夫——來界定“列寧主義者”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含義。主席團內部的不和越來越嚴重，赫魯曉夫只好轉而向中央全會尋求支持，反對那位執拗的外交部部長。

1955年7月4～12日，就在各大國十年來的首次峰會，即與美、英、法領導人的日內瓦會議前夕，蘇共召開了全會。結果，此次全會對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根本動機進行了非常坦率的討論。主席團的寡頭們第一次在黨和國家的廣大精英面前，披露了克裏姆林宮政治鬥爭的隱秘細節。赫魯曉夫知道，在這些精英的眼中，莫洛托夫是個曾經與列寧和斯大林並肩工作過的人。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就選擇了在業務和布爾什維主義方面抨擊莫洛托夫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