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姆林宮的政治鬥爭與“和平共處”，1953～1957（第2/18頁）

斯大林的繼任者不可能靠恐怖手段進行統治，而是必須贏得黨的官員、軍方、秘密警察和其他國家官員的支持。在黨和官僚系統內部，所有人都知道集體領導只是克裏姆林宮政局的過渡階段；寡頭中一定會有一個在即將到來的繼承權之爭中成為最終的贏家。有一位重要的文學刊物的編輯在自己的日記中表達了這樣一種心情：“集體領導——那樂隊的指揮呢？”

在貝利亞被捕後，赫魯曉夫很快就走上了指揮席。不過，馬林科夫仍然是部長會議主席，那個位置可是萬眾矚目。國內仍然有許多人將他視為斯大林的繼承人。在1953年8月8日對最高蘇維埃發表講話時，馬林科夫宣布了幾項轟動性的政策，要在“接下來的兩三年”，使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根本的改善。這是自1928年以來這個國家第一次保證，要以犧牲軍工綜合體和機器制造業為代價，加大農業及消費領域的投入。馬林科夫還宣布，不僅要增加農民家庭用地和私有小塊土地，還要把沉重的農業稅減少50%。這些措施不到一年就使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幾乎翻了一番。嚴重的糧食問題依然在困擾著蘇聯，但農民至少不再為了逃避過高的財產稅而砍掉自己的果樹和宰殺自己的奶牛了。相反，他們又開始在集市上出售肉制品和牛奶。當俄國各地的農民（muzhik）用村中的私酒祝馬林科夫健康的時候，他就成了自列寧以來最受歡迎的領導人。

馬林科夫在講話中還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消息：蘇聯有了自己的氫彈。蘇聯的核物理學家，包括原子彈的發明者之一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懷著既驕傲又不安的復雜心情在哈薩克斯坦的試驗場收聽了馬林科夫的講話。事實上，這顆氫彈要在一周後才試爆成功。宣布這條消息在公眾中收到了預想的效果；無論是在外國領導人還是在國內聽眾的眼裏，馬林科夫都儼然是一個核超級大國的領導人。但在赫魯曉夫看來，馬林科夫的講話是以犧牲他為代價來博取民眾的歡迎。他尤其不能忘記或者說原諒的是，馬林科夫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他才是農民和農業事務的主要發言人。1953年9月，赫魯曉夫在為通過新的農業政策而召開的蘇共全會上收回了自己的權利。五個月後，他又召開了一次全會，並在會上提出一項有望迅速終結長期的糧食危機的宏大計劃：在哈薩克斯坦開荒。事實證明，這項計劃是一場代價慘重的生態災難。但就像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說的，“他在此期間也展示了馬林科夫所缺乏的領導才能”。

1953年9月，赫魯曉夫成了蘇共第一書記。沒受過什麽教育、粗魯、喜怒無常同時又比較實際、容易相處、機智且精力充沛的赫魯曉夫，吸引了那些農民出身的蘇聯官員，覺得他是“他們的自己人”。在馬林科夫批評黨對經濟和文化事務的管制並企圖擴大自己在工業管理者以及科學文化精英中的基礎的時候，赫魯曉夫迅速地全面掌控了黨組織和秘密警察[此時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他的老朋友伊萬·謝羅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駐波蘭和東德的特使，成了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赫魯曉夫利用這些權力資源把馬林科夫排擠出公眾關注的中心，切斷了他的信息渠道，甚至還用揭他在實施罪惡的“列寧格勒案”的老底來脅迫他。就連馬林科夫個人的部長會議主席辦公室也屬於赫魯曉夫控制的黨的中央機構。赫魯曉夫成了中央主席團主席並在領導集體公開亮相時占據了首要位置。

在冷戰時代，繼承權之爭也牽涉到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問題。在蘇聯的政治精英和廣大公民的眼中，國務活動家的地位差不多具有超自然的性質。在領導集體中，誰想繼承斯大林的世界級國務活動家的衣缽並與其他大國談判呢？誰將集洞察力、智慧和對世界大勢的理解力於一身在國際舞台上維護蘇聯的利益呢？克裏姆林宮遊戲中的勝者，不僅會獲得對黨和國家龐大的官僚體系的絕對控制權，還將領導共產主義世界和“進步人士”與資本主義世界展開殊死的較量。

如果早一點舉行峰會，就像溫斯頓·丘吉爾1953年5月建議的那樣，就有可能削弱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務上的地位，並把作為政府首腦的馬林科夫置於國際關注的中心。不過，到了1954年底，馬林科夫的機會之窗正在迅速關閉。赫魯曉夫開始在主席團其他成員面前說，馬林科夫還不夠強硬，不能在將來與西方的談判中取得成功。這個理由使得馬林科夫於1955年1月22日辭去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顯得合情合理。九天後，蘇共全會通過了這項決議。

在全會上，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首次向黨的精英們揭露，在1953年5月“出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上，馬林科夫曾經支持過貝利亞。赫魯曉夫告訴全會，1953年春，他“經常對其他同志，特別是莫洛托夫同志說：現在丘吉爾這麽急於會談，我真擔心如果他最後與馬林科夫面對面的時候，馬林科夫會臨陣畏縮，舉手投降”。事情的關鍵很清楚：這位主席缺乏骨氣，所以不能代表蘇聯參加與資本主義領導人的峰會。赫魯曉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不得不換掉馬林科夫。日內瓦談判需要另一種類型的人。”事實證明，只有赫魯曉夫本人才是那“另一種類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