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戰之路，1945～1948（第3/21頁）

當斯大林12月份在莫斯科接見拜恩斯時，他待之如貴賓。美方的讓步（在日本成立同盟國管制委員會）達不到他的要求。可他仍然需要拜恩斯的合作，以便在德國賠償問題上以及在與德國及其前衛星國的和約問題上能有個好的結果。拜恩斯沒想打原子彈這張牌，沒有與英國人串通一氣，也沒有針對蘇聯人在伊朗北部的分離主義冒險活動向他們施壓。總的來說，雙方按照斯大林自以為是自己強項的互諒互讓的方式進行了談判，包括鞏固各自的勢力範圍和特許權。

對於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舉行的那些受到操縱的選舉，拜恩斯也表示認可，以換取對這兩個國家的政府稍作調整和克裏姆林宮會尊重政治“自由”及反對派權利的公開承諾。斯大林立即打電話給索菲亞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格奧爾吉·季米特洛夫，告訴他挑選“一些反對派代表”，並把一些“不重要的部門”交給他們。之後，據哈裏曼說，“俄國人的態度完全改變了，而且在那以後，在其他許多國際問題上的合作也變得容易了”。

斯大林在巴爾幹地區的關聯外交（diplomacy of linkage）是成功的。1946年1月7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各位領導人分享了他對勝利的喜悅。斯大林宣稱：“你們的反對派可以見鬼去了！他們過去抵制選舉。現在三大國承認了這些選舉。”他認為，對於保加利亞共產黨政府逮捕反對派領袖，西方列強也許非常不滿，但“他們不敢”怪罪蘇聯。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富爾頓（Fulton）發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說，警告美國說：現在整個東歐都處於“鐵幕”的背後，受到莫斯科越來越嚴厲的控制。在這之後，斯大林在巴爾幹地區的策略並沒有改變。丘吉爾呼籲美英聯手制衡蘇聯，這讓東歐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猶豫了，但斯大林意識到這種情況後就不斷地向他們施壓。他批評季米特洛夫謹小慎微，命令他立即除掉反對派。

對於蘇聯勢力範圍中的其他歐洲國家，斯大林是比較慎重的。芬蘭盡管是蘇聯的鄰國，卻設法逃脫了蘇聯化的絞索。1945年10月，斯大林在與芬蘭代表團的會談中聲稱：據測算，蘇聯的對芬政策是很慷慨的。他說：“我們對鄰國好，它們也會對我們好。”這種“慷慨”是有嚴格的限制的：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諾夫在向芬蘭索取戰爭賠償（以原材料形式）時是錙銖必較的。斯大林還故技重演，喜歡裝作蘇聯仍然關心英美在波蘭問題上的感受的樣子。他一再勸告受其庇護的波蘭共產黨，“不要違反”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他告訴他們要容忍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即便他稱其為“英國人的傀儡”。然而，當波蘭人提到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說讓反對派歡欣鼓舞並期待“西方國家”來解放時，斯大林自信地說，美國和英國不準備與蘇聯翻臉。“它們想恫嚇我們，但如果我們不去理睬，慢慢地，它們就不會制造噪聲了。”

斯大林與美國“原子外交”的鬥爭並不限於中歐，它還延伸到遠東。10月，克裏姆林宮對國民黨的態度轉向強硬，並開始支持中國東北地區的共產黨軍隊。中國歷史學家認為這跟美國在倫敦會議上拒絕讓蘇聯在日本事務中發揮作用有關。其實，它屬於斯大林對拜恩斯“原子外交”回應的一部分。當斯大林9月底接到報告說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中國東北登陸以幫助國民黨的時候，他被激怒了。在他看來，這預示著實力天平的改變，對蘇聯在東北亞的長期影響力構成了威脅。克裏姆林宮試圖再次利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東北的存在來抗衡國民政府。

11月底，杜魯門把著名的軍方領導人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作為外交特使派往中國，為國民黨打氣，反對蘇聯人與中國共產黨。然而，就在馬歇爾抵達中國的時候，斯大林已經轉變了策略，從“堅定政策”改為尋求妥協。中國東北的蘇聯代表開始與國民黨官員合作。跟在歐洲一樣，斯大林在遠東也想向美國人發出信號：他準備重返雅爾塔框架。因為斯大林知道，蘇軍很快就必須離開中國東北。但在此期間，對這個關鍵地區的爭奪還在繼續。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中華民國的領導人蔣介石也想回到在中國東北問題上業已達成的理解。這次他派往莫斯科的不是親美的宋子文博士，而是自己的兒子蔣經國。蔣經國是在蘇聯長大的，而且還曾經是蘇共黨員。

莫斯科帶著懷疑接待了這位使者。外交部副部長所羅門·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在他給領導的備忘錄中寫道，蔣介石“企圖在美蘇之間搞平衡”。這不符合蘇聯不讓美國染指中國東北的目標。“我們除掉了我們邊界上的日本鄰居，我們不能再讓中國東北成為另一個大國施展其經濟政治影響的舞台。”洛佐夫斯基建議，必須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美國對華北的經濟滲透。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說得比這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