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蘇聯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4/19頁）

俄羅斯人取代非俄羅斯人，尤其是猶太人，被提拔進國家機器中最關鍵最敏感的部門。在戰爭期間，斯大林的統治機器發現，就如同尤裏·斯列茲金（Yuri Slezkine）說的那樣，“作為蘇聯民族之一的猶太人，現在成了一個異族族群”，他們在國外的親屬太多。這也就意味著，以猶太人居多的蘇聯知識分子，“並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因而也不完全是蘇聯人”。甚至在蘇軍在波蘭發現納粹的滅絕營之前，蘇聯主管宣傳的亞歷山大·謝爾巴科夫（Alexander Scherbakov）就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發動了一場秘密的運動，為的是從黨和政府中“清除”猶太人。猶太人在戰爭中的英勇事跡和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駭人聽聞的證據，都被禁止公開。許多蘇聯公民都開始把猶太人看作懦夫，向後撤退時跑在最前面，到前線去就落在最後面。由於得到了官方的慫恿和支持，基層的反猶情緒便像火一般蔓延開來。戰後對國家機器中猶太人的有計劃的清洗，迅速蔓延至整個蘇聯的公共機構。

從長遠來看，對傳統的象征與習俗的操縱以及官方反猶主義的興起，對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來說有很大的風險。俄羅斯人歌頌偉大領袖，但烏克蘭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就會覺得受到輕視，甚至可以說受到冒犯。許多官員和公眾人物，不管是不是猶太人，都覺得這個國家的反猶主義對自己的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信念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斯大林對民族主義情緒的操縱將導致蘇聯官僚系統核心部分的分裂，只是那要到很久以後才會看出來。

大國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傾向構成了克裏姆林宮的領袖與蘇聯精英之間的另一條共同的紐帶。在取得斯大林格勒的勝利之後，蘇聯在各大國的同盟中唱起了主角，這讓蘇聯許多高級幹部都有點忘乎所以。就連伊萬·麥斯基（Ivan Maisky）和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這樣的老布爾什維克，也開始用帝國主義擴張的腔調說話了。他們計劃建立蘇聯的勢力範圍，並獲取海上戰略通道。1944年1月，麥斯基寫信給斯大林和外交部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認為蘇聯在戰後必須把自己擺在這樣一個位置：要讓歐亞國家無論怎麽聯合都“不可能”對蘇聯的安全構成威脅。麥斯基建議從日本那裏吞並南薩哈林島和千島群島。他還提出，蘇聯在芬蘭和羅馬尼亞要有“足夠的陸、海、空軍事基地”，而且要擁有經伊朗進入波斯灣的戰略通道。 1944年11月，李維諾夫交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備忘錄，認為蘇聯戰後在歐洲的勢力範圍（沒有說明“勢力”的性質）應當包括芬蘭、瑞典、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國家以及土耳其”。在1945年的6月和7月，李維諾夫提出，蘇聯應該向英國傳統的勢力範圍滲透，如蘇伊士運河地區、敘利亞、利比亞和巴勒斯坦。

前第三國際總書記、如今負責蘇共國際情報部的格奧爾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認為，蘇聯紅軍是比革命運動更重要的歷史工具。1945年7月底，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波茨坦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時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副手亞歷山大·帕紐什金（Alexander Panyushkin）寫信給他們說：“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中東國家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因而迫切需要我們的密切關注。我們應當主動研究這些國家的狀況，並采取一定的措施維護我國的利益。

蘇聯官員中的“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傾向與斯大林的意圖及野心有重疊之處。克裏姆林宮的領導人將利用這種傾向，因為他在戰後要把蘇聯繼續建設成軍事超級大國。

對於多數蘇聯官員來說，斯大林關於所有斯拉夫人必須團結起來、防止將來德國威脅卷土重來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話，是很有吸引力的。當坦克工業部部長維亞切斯拉夫·馬雷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聽到斯大林在1945年3月講到“新的斯拉夫主義和列寧主義者”的時候，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激動地寫下了“未來幾年的完整的綱要”。革命前的泛斯拉夫主義的新版本在莫斯科的官員當中迅速流傳。由國家贊助的泛斯拉夫人委員會主席、俄羅斯人亞歷山大·古德羅夫將軍（Alexander Gundorov），計劃在1946年初召開首次斯拉夫人代表大會。他向政治局保證說，群眾性的“新的斯拉夫人運動”已經開始了。蘇共中央機構中負責監督泛斯拉夫人委員會的列昂尼德·巴拉諾夫（Leonid Baranov），把俄羅斯人說成是波蘭人的老大哥。莫洛托夫一直到死都把俄羅斯人看作唯一“內心裏”想幹“大事”的民族。許多俄羅斯官員逐漸模糊了蘇聯出於意識形態和安全原因而進行的開疆拓土和擴張勢力與俄羅斯傳統的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