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蘇聯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3/19頁）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消沉是由於許多老兵在回家後感受到的震撼與疲憊。剛從軍隊復員不久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未來蘇共統治機器中的一分子和戈爾巴喬夫的支持者，站在自己家鄉的火車站，看著把蘇聯人的戰俘從德國運往西伯利亞的一節節車廂，突然開始意識到蘇聯生活中其他殘酷的現實：挨餓的兒童、把農民的糧食充公、稍有違法就要坐牢。“越來越明顯的是，所有人都撒了謊，”他回憶道——這指的是有關民眾在戰後的優越感和必勝信念的宣傳。另一位老兵、未來的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回憶說，“事實證明，國內的情況要比我們根據道聽途說想象的差多了，[與國外的蘇聯占領軍在一起的]生活太舒服了。戰爭把國家完全給吸幹了”。戰爭給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農村帶來的災難尤為深重，有些地區失去了過半數的“集體農莊的農民”，而且大多是男人。

當時，美國的退伍軍人一般都能找到較好的出路並重新融入國內的家庭生活。與他們不同，蘇聯的戰爭老兵回去後要面對的是被毀掉的生活中的無數的悲劇、傷殘者的痛苦和許許多多的孤兒寡婦的破碎的生活。官方承認的有生理或心理障礙的“傷殘退伍軍人”就有近兩百萬。就連表面上很健康的老兵，也由於莫名其妙的疾病而垮掉了。醫院裏擠滿了年輕的病人。

戰後的蘇聯人民渴望和平與穩定。在蘇聯的城市和農村，人們普遍厭倦戰爭和軍人的價值觀。20世紀30年代後期曾經激勵過年輕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的那種沙文主義和浪漫的愛國主義不見了。與此同時，患有恐外症的文化與有關受到敵對勢力包圍的斯大林主義神話，在群眾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會相信官方的宣傳，認為當前的生活之所以沒有得到改善，戰爭的結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在於西方盟國。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就已經開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繼續下去，蘇聯人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這樣的習慣。他們中有許多人對偉大領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別是俄羅斯人，他們未能把自己在戰爭期間表現出的驚人的國家意識，轉變為一種關於個體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動的文化。對俄羅斯社會中的許多人來說，二戰的勝利與大國觀念、集體榮耀以及對死者的儀式化的悼念活動是永遠聯系在一起的。當冷戰開始的時候，民眾的這些情緒就可以為斯大林所用。它們有助於他推行自己的對外政策並在國內消除潛在的不滿與異議。

“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誘惑

蘇聯的精英們覺得，這場勝利是他們共同奮鬥的結果，而不只是由於斯大林的領導。1945年5月24日，在為紅軍指揮官舉行的盛大宴會上，這種情緒可以說十分明顯，而斯大林似乎也默認了。內務部特工和戰時遊擊運動的組織者巴維爾·蘇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回憶說：“他看著我們這些年輕的將軍，就像是他撫養大的一代，像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繼承人。”斯大林會不會像他在戰爭中學會去依靠他們那樣，同意與這個新的統治階層（這些由黨任命的高級幹部）一起去治理國家呢？

與此同時，這場勝利以及蘇聯向歐洲心臟地帶史無前例的推進，也使得精英們與斯大林之間的紐帶變得更加牢固。米高揚回想起自己因戰時在斯大林周圍再次出現的同志般的合作關系而感到的喜悅。他當時相信，不會再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血腥的清洗了。他回憶說，那些與斯大林一起共事的人，“又一次”對他有了好感並信任他的判斷力了。軍界、政界和經濟界的其他許多官員也有同樣的感覺。作為軍政官員中的多數，俄羅斯人和俄羅斯化的人，不僅把斯大林當作戰爭領袖，也把他當作國家領袖來尊崇。在戰爭期間，“大國”（derzhava）這個字眼進入了官方的詞匯。電影和小說頌揚那些面對內憂外患建立了強大的俄羅斯國家的俄羅斯大公和沙皇。就在同一次宴會上，蘇多普拉托夫寫道，斯大林提議“為俄羅斯人民的健康”幹杯。斯大林贊揚了俄羅斯人對其政權的無與倫比的堅忍與忠誠。俄羅斯人用他們“清醒的頭腦、堅定與忍耐”做出了偉大的犧牲，因而成為“確保這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勝利的決定力量”。所以，斯大林首先提拔的不是所有蘇聯官員，而是俄羅斯人。

當時在蘇聯新的邊境地區，尤其是波羅的海地區和烏克蘭，開展了俄羅斯化運動。這不僅意味著文化上的壓力，實際上，還有幾十萬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和西烏克蘭人被強制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數萬名來自俄羅斯、白俄羅斯和講俄語的東烏克蘭的移民占據了他們的房屋。秘密警察以及卷土重來的、牧首由國家控制的東正教，采取措施爭奪信奉天主教的邊境地區以及烏克蘭的服從教皇權威、受梵蒂岡控制的東儀天主教的牧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