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蘇聯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2/19頁）

1945年，蘇軍中有一些受過教育、思想高尚的軍官，感覺就像“十二月黨人”一樣（從對拿破侖的戰爭中回國的、受政治自由主義思想浸染的優秀的俄羅斯青年軍官，後來成了“十二月黨人”，即反抗獨裁統治的武裝叛亂的組織者）。他們中的一個人回憶說：“當時在我看來，就跟1812年戰爭後一樣，繼偉大的衛國戰爭之後，必然也是社會與文學的活潑潑的復興，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參與到這場復興之中。”這位年青的戰爭老兵期望國家“不只是用免費的乘車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參與權”來回報他們的苦難和犧牲。在他們當中就有未來的自由思想者——他們將參與斯大林死後社會文化的“解凍”，並將最終成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支持者。

戰爭的體驗對於塑造蘇聯人國家認同的影響，超過了自俄國革命以來的任何事件，而這對於俄羅斯族人來說尤其如此——他們的國家意識相對於蘇聯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當淡漠。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俄羅斯人成了黨政官僚系統中新成員的主體，俄羅斯的歷史也成了官方新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支柱。電影、小說和歷史書籍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描寫成俄羅斯帝國的繼承者。大公與沙皇，也就是這個大帝國的“聚攏者”，取代了英雄萬神殿中“國際無產階級”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國的入侵讓俄羅斯人對國家團結有了新的認識。尼古拉·伊諾澤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報軍士和莫斯科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學院未來的院長，1944年7月在日記中寫道：“俄羅斯人前途無量，他們屬於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賦的民族。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盡管我們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和離經叛道的行為。”在勝利日這一天，他寫道：“我們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著自豪與喜悅：‘我們俄羅斯人無所不能！’現在，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而這是我們未來安全的最好保證。”

戰爭也暴露了蘇軍各種醜陋和被壓抑的方面。斯大林主義不僅使蘇聯人民深受其害，還令他們的體面與正派蕩然無存。蘇軍的許多新兵都曾經是街頭的小混混和貧民窟的兒童，從來沒有養成文明的城市生活習慣。在數百萬蘇軍官兵越過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德意志第三帝國的邊界時，其中有些人就喪失了自己的道德意識，瘋狂地搶劫、酗酒、破壞財物、殺害平民和強奸。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其他地方，這支軍隊針對平民和財產的暴行也是一再發生。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經歷過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戰火的那些英雄們的醜行”，讓蘇聯軍事記者格裏戈裏·波梅蘭茨深感震驚。要是俄羅斯人民在爭取公民權利時也表現出同樣的幹勁就好了。

帶有俄羅斯中心論色彩的新的愛國主義，養成了一種優越感和自以為是的殘暴。柏林戰役奠定了俄羅斯人這種新的偉大感的基礎。戰無不勝的新神話壓抑了對剛剛過去的浴血廝殺的記憶（從軍事角度來看，這種記憶沒有必要），壓抑了對針對平民的暴行的記憶。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許多人心甘情願的——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都一樣。戰爭老兵、作家維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憶說：“勝利者不受審判。我們當時原諒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幾十年來，許多戰爭老兵一直把勝利日當作國家的節日來慶祝，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把斯大林當作領導他們取得戰爭勝利的人為他幹杯。

在現實生活中，戰爭造成的種種積極和消極的影響都混雜在一起，很難把它們分開。從歐洲帶回家的小飾物、衣服、手表等戰利品，與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國產品有著相同的效果。它們讓俄羅斯軍人、工人及其家屬進一步意識到：與國家的宣傳相反，他們並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樣還是這些公開搶掠和騷擾歐洲平民的戰爭老兵，對內務部和“間諜死神”這兩個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機構的官員也開始不放在眼裏。他們中有人當眾質疑官方的宣傳人員，而且在黨的會議上也不願再保持沉默。大量的報告提到：官兵與地方當局發生沖突，甚至散發傳單，號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權”。“間諜死神”的報告說，有些軍官發牢騷，“要把社會主義妓院炸上天”。在駐奧地利、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軍中，這種情緒特別明顯。

這種反叛的情緒從來沒有變成反叛的行動。在竭盡全力打贏了戰爭之後，多數老兵在社會中又陷入了麻木，並試圖讓自己適應日常的生活。波梅蘭茨回憶說，“1946年秋，許多復員的官兵都喪失了他們的意志力，變得懦弱了”。在戰後生活中，他認為，“我們所有人，連同我們的軍功章、獎章和嘉獎，都變得一文不值”。在農村，在小鎮，以及在城市的貧民區，許多人變成了酒鬼、懶漢和竊賊。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來會成為領導人的年輕老兵們發現，參加黨的工作是他們在社會和政治上實現自己抱負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選擇了這條路。另外也有許多人通過緊張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歡做的事情即戀愛和娛樂找到了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