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一）（第3/7頁）

當然，俄羅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疏遠“新”歐洲及美國，俄羅斯的政治精英對此也負有很大的責任。俄羅斯的政治領導層開始以偉大的俄羅斯而不是已經名譽掃地的民主改革觀念為基礎來加強社會的團結。起初很微弱的反西方的聲音，慢慢成了主流。在南斯拉夫問題上，“新”俄羅斯與北約首次出現了嚴重的對立。1999年，在華盛頓的慫恿下，北約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結果，轟炸了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而這樣做據說是為了防止塞爾維亞軍隊對科索沃地區的阿爾巴尼亞人的種族屠殺。然而，俄羅斯人將此舉視為對塞爾維亞主權的侵犯，而該國在歷史上就是俄羅斯在巴爾幹地區的盟友。俄羅斯政府是把轟炸行動當作“北約侵略”來對待的。在俄羅斯媒體上，親西方自由派的聲音實際上消失了。美國在歐洲發號施令並無視俄羅斯在歐洲事務中的地位及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這讓俄羅斯的政治精英覺得受到了侮辱。葉利欽想在解決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爭端中發揮作用的種種嘗試，只能暴露出俄羅斯的無能到了什麽程度。美國人在1989年對戈爾巴喬夫做出的建立“歐洲大家庭”的承諾，已經被忘得一幹二凈。漸漸地，俄羅斯人——不僅是官員，還有廣大民眾——都傾向於認為，美國和西方不想讓俄羅斯在這個世界中擁有一個體面的位置。在葉利欽的繼任者弗拉基米爾·普京執政期間，這些趨勢一如既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對美國發動襲擊之後，普京總統立即主動表示要提供援助，這些援助為打敗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不過，俄羅斯的精英們卻認為，美國笑納了俄羅斯人的幫助，卻從未做出相應的回報。布什政府反而恢復了似乎已被冷戰的終結埋葬了的“星球大戰”導彈防禦計劃。由新保守主義觀念支配的華盛頓還宣布發動聖戰，要將民主傳遍全球——首先從中東阿拉伯地區這個最困難的地方開始。當美國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時，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精英們都被激怒了，就連那些先前支持親西方取向的人也是如此。在他們看來，這是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最惡劣表現。當美國開始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中亞推銷和支持“民主革命”時，普京政府進行了尖銳的反擊。在克裏姆林宮的官員和政策分析人士眼裏，美國此舉表明，西方排擠俄羅斯的遊戲進入了新的階段。

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尚未謀求在原蘇聯周邊地區推銷民主。相反，它采取的是實用主義立場，利用華盛頓對沙特阿拉伯維持了幾十年的那種模式，把注意力放在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這些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的威權主義國家身上。與此同時，美國和英國還修建了輸油管道。這些管道故意繞開俄羅斯，把原蘇聯周邊地區與西方的商業利益拴在一起。不過，2003～2005年，為了迎合救世主式的政治觀念，這一謹慎的模式被放棄了。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讓對俄羅斯懷有敵意的領導人上了台。2004年12月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盡管是自發的群眾性現象，還是讓俄羅斯與美國及其盟友的關系陷入僵局。雙方都力挺自己的候選人競選烏克蘭總統。俄羅斯對烏克蘭選舉的粗暴幹涉結果適得其反。烏克蘭，它從各方面來說都比葉利欽執政時的俄羅斯更為混亂和腐敗，接受了西方的支持，成為“民主的燈塔”。

就連美國的一些權威人士也批評布什的對外政策中“關於利用北約推銷民主的嘮嘮叨叨的說教”。這種“嘮叨”對普京領導下的克裏姆林宮來說是無法容忍的。克裏姆林宮的官員是透過新發現的、帶有俄羅斯特色的實用政治的鏡片看待這個世界的。戈爾巴喬夫的理想主義的救世觀念和葉利欽的羅曼蒂克的西方主義的後遺症，讓俄羅斯的新領導層明白，好的意圖不如權力來得重要。而俄羅斯也不再是20世紀90年代的那個軟弱而混亂的國家了。普京，這位前克格勃軍官，鎮壓了車臣的分離主義活動，強化了俄羅斯國家和軍隊的力量，並使俄羅斯社會變得更加團結。他對“華盛頓共識”置之不理，卻信奉“北京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榜樣，它表明，一個牢固的威權主義國家，如果采取謹慎的政策，是可以駕馭市場的力量並推動經濟的飛速增長的。普京政府特別關注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克裏姆林宮試圖建立一個中國式的威權主義國家，它不僅要控制大眾媒體和大眾政治，還有大公司。2003～2004年，普京驅逐或關押了一些與政治摻和到一起並挑戰其權威的企業巨頭。在普京的批評者當中，有些人是以死亡而告終的。他以及他身邊的那些老克格勃，動用國家力量查抄大公司，並創建了一批“國家捍衛者”，也就是國家壟斷企業，由普京的助手及其子女管理。出售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資源的收入也改變了流向，流到了克裏姆林宮那裏。普京和他那些人小心翼翼，不給在他們看來可能是受西方勢力操縱的大眾政治以任何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