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一）（第2/7頁）

俄羅斯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家們就像其東歐同行一樣，以為政治會按照卡爾·馬克思預言的那樣，隨著經濟的變化而變化，以為資本主義的新俄羅斯將會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專家曾經警告的那樣，經濟變化帶來的令人痛苦的沖擊在俄羅斯社會引發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應，人們反對葉利欽政權及其“民主”道路。俄羅斯與波蘭、捷克或波羅的海各國的情況不同，在那裏，全國性的強烈的親西方共識抵消了這種反應。而在俄羅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感召力，連同鼓吹其優越性的政治黨派和領導人一起垮掉了。主張采取有力手段恢復“秩序”並保護普通公民不受寡頭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聲越來越高。觀察家們開始擔心，由於經濟受挫和宗主國自尊心受到傷害，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有大爆發，結果就會出現一個“魏瑪共和國式的俄羅斯”（Weimar Russia）。1999年，這一切開始影響到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反美情緒急速增長：在俄羅斯的大眾意識中，在知識界的精英中，冷戰結束時對美國抱有的明顯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羅斯政府不但沒有仿效美國人和美國社會，還開始拒斥“華盛頓共識”——後者在經濟上強制要求進行令人休克的轉型，政治上則要實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還對美國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統治地位的合法性產生了懷疑。

說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失去”了俄羅斯，那有點誇大其詞，但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俄羅斯表現出來的日益強烈的不滿和反抗情緒，美國的對俄政策是要負責的。冷戰期間，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對蘇聯的擴張主義采取了謹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構建起“自由世界”以對抗共產主義集團並在冷戰勝利後領導西方擴大自己的範圍。不過，對於俄羅斯，美國缺乏遠見卓識，缺乏具有連貫性的戰略。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俄羅斯在戰略上沒有被擺到重要的位置。當共產黨在莫斯科不會卷土重來這一點變得明朗之後，俄羅斯就從美國的電視屏幕和報紙的前幾頁中消失了。從中國到中東的其他地區的發展吸引了美國的注意。其次，美國的對俄政策所面向的，與其說是未來，不如說是過去。在美國，許多個人和集團仍然在用充滿懷疑和偏見的目光看待俄羅斯揪住蘇聯和沙皇時代的過去不放。在他們那裏，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對猶太人集體迫害的記憶以及有關亞洲落後的獨裁統治的神話都被混為一談。俄羅斯在車臣的無能而野蠻的戰爭激活了這種帶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國社會中的狂熱分子擔心，如果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不能得到拯救並轉向民主，它就會倒退回蘇聯時代的“邪惡帝國”。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當俄羅斯陷入無政府和腐敗的泥潭中時，俄羅斯在美國政治話語中的形象就改變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被劫掠一空、處於核武化無政府狀態的地帶”，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盜賊統治的國家”。1999年之後，美國政府和媒體逐漸開始采用指責的腔調，指責俄羅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道路。

美國雖然在批評俄羅斯的罪責與缺陷，但卻從未給俄羅斯國家和社會提供任何經濟激勵和精神鼓勵。由於一個荒唐的理由，俄羅斯甚至從未獲得進入美國市場的正常權利：國會在1974年因為移民自由問題而拒絕給予蘇聯貿易“最惠國”地位的立法也適用於俄羅斯（直到現在仍然如此）。對俄羅斯旅客和遊客的簽證限制也收緊了。美國的許多私人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經濟和政治咨詢機構以及傳教士在俄羅斯開展行動，用半殖民主義的方式對待俄羅斯人，向他們宣教並勸說他們改變信仰。1993～1999年，克林頓總統與“他的朋友”鮑裏斯·葉利欽建立了特殊的關系。不過，俄羅斯改革家們想為自己拋棄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帝國而獲得的回報可遠不止這個。對於葉利欽的親西方取向持批評態度的人聲稱，俄羅斯從其與西方的關系中一無所獲，而且還被當作延長了緩刑期限的罪犯來對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話。隨著歐盟與北約的擴大，俄羅斯無法融入“新”歐洲並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北約邀請曾經屬於蘇維埃帝國的那些國家加入它的行列，這讓事情變得更加復雜，因為在那些國家，反蘇反共的情緒引發了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怨恨。在波蘭、羅馬尼亞、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許多人都忘記了，俄羅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義的犧牲品。這些國家的許多人都懷疑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只不過是那個老帝國的化身。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的有些政治家認為，北約的目的是想保護他們不受俄羅斯“帝國主義”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