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勝利

8月20日政變的第二天，俄聯邦外長安德烈·科濟列夫在前往莫斯科郊外的謝列梅捷沃機場的路上，發現便衣克格勃軍官就像前一天一樣，一直“護送”著他。科濟列夫想乘飛機前往巴黎，但是他沒有機票，而且他不確定自己能否離開莫斯科。他是代表在白宮前築欄防禦的政府，去執行一項特殊使命。

葉利欽已命令他的外長去國外爭取西方領導人和公眾對俄羅斯反對派的支持。科濟列夫最終的目的地是美國——準確地講是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如果出現最糟糕的情況，葉利欽遇害或被捕，科濟列夫將建立俄羅斯流亡政府。葉利欽還把忠誠於他的助手派往了家鄉，也是他本人政治勢力的大本營——烏拉爾地區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俄羅斯的地理中心”。正如葉利欽後來對布什所說的那樣，他派他們到冷戰時期的蘇聯“倉庫”成立另一個政治中心。

科濟列夫把他的妻子和他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小女兒留在了莫斯科。在短期內，他們再度重逢的希望十分渺茫。尾隨科濟列夫的克格勃官員並沒有阻止他買機票，或是不讓他離開蘇聯。因為他們並沒有接到阻攔科濟列夫的上司命令。克留奇科夫根本沒有下令阻止反對派領導人，包括葉利欽本人離開蘇聯。科濟列夫有印象，幾位克格勃便衣說了句：“我們讓他走吧。”於是，科濟列夫離開了。

飛往巴黎的三小時航程讓科濟列夫有時間整理一下思緒。他是一位職業外交官，曾就讀於久負盛名的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他後來承認自己是在克格勃的幫助下進入該學院的），他和他的老板葉利欽一樣，在第一次國外旅行來到一家美國超市時，他開始質疑蘇聯的意識形態，並將這種懷疑付諸實踐。

讓這位年輕的蘇聯外交官深感驚訝的不僅是充足的食物，而且是超市裏的消費者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黑人和拉美人。作為一個愛國的蘇聯人，承認西方給資產階級精英提供豐富的物質產品是一回事，而當他看到宣傳中那些被精英階層剝削的藍領工人和少數族裔也能享用這些連蘇聯官員都夢寐以求的商品時，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隨後，他買了一本蘇聯作家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克寫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在作者的故鄉這是一本禁書。科濟列夫坐在紐約中央公園的長凳上一天就讀完了這本書。最諷刺的是，他讀的是英文版的俄羅斯小說。他把書丟在了公園長凳上，不敢把它帶回自己居住的蘇聯外交寓所。讓科濟列夫驚訝的是，他在書中沒有發現任何反蘇的內容。那麽這本書為什麽會被禁呢？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帕斯捷爾納克並沒有反蘇，只是他沒有亦步亦趨地緊跟蘇共的路線。被丟棄在中央公園長凳上的除了《日瓦戈醫生》這本書，還有他對蘇聯制度的信仰。但是，從官方的角度來說，他仍屬於這種制度。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私底下他實際上已經成了一位“反蘇人士”，也就是克格勃所指的持不同政見者。

在外交部，包括科濟列夫在內的年輕外交官們循序漸進地推著他們的老板，其中也包括謝瓦爾德納澤和戈爾巴喬夫，將定義寬泛的政治“公開性”政策轉變成為國際上都認可的讓民眾擁有言論自由權、擁有人權的政策。科濟列夫從不信任戈爾巴喬夫，對他而言，戈爾巴喬夫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是蘇共官員。而葉利欽則完全不同，他公開背叛了蘇共。

科濟列夫放棄了令人羨慕的蘇聯外交部管轄下的董事會主席一職，轉而接受了近乎虛職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外交部長一職。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外交部不同，俄羅斯的外交部在海外根本沒有代表，也不參加聯合國的任何活動。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蘇聯一樣都是聯合國的成員，俄羅斯卻不是。科濟列夫知道，只要他加入了葉利欽及其團隊，他就成為了反對派，但是他預見一個全新的、民主的俄羅斯將會產生，所以他甘冒風險。

在俄羅斯議會舉行的科濟列夫的任命聽證會上，這位即將上任的39歲的外交部長描述了自己的設想：“民主的俄羅斯應該會也一定會自然而然地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同盟，就像集權的蘇聯天生就是西方的對手。”然而，政變不期而至了。跟隨科濟列夫一同離開蘇聯機構、進入俄羅斯外交部的人，都站在葉利欽的身後支持他。他們堅信民主的俄羅斯將會和西方結盟。現在，關鍵問題在於西方是不是也這麽想。西方國家的領導人是否意識到，真正的鬥爭不是戈爾巴喬夫和黨內強硬派的鬥爭，而是民主的俄羅斯和操縱政變的軍政府的鬥爭，軍政府的上台威脅到了全世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