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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星期三。這一天不到中午，喬安娜・格雷按照西班牙大使館的慣常渠道，在格林公園的某個長椅上找到了一本《時代》雜志。雜志裏夾了一個大信封。

拿到東西，她就直接去了國王十字車站，搭上了最近的一列北行的特快列車，然後在彼得伯勒換乘區間線路到了金斯林。這樣的話，就可以從女子志願服務隊配給的汽油裏節省出不少用量來。

終於回到別墅區的院子裏時，已經差不多六點了，她精疲力竭。從廚房進門，帕奇興高采烈地跑來歡迎她。它寸步不離地跟在她後面進了起居室，看著她倒上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多虧了亨利・威洛比爵士，這種東西才一直沒斷。喝完，她上樓向挨著臥室的小房間走去。

屋子的隔斷都是詹姆斯時代[45]的產物。暗門也並非出於她手，原本就是屋子的一部分。過去那個年代這種設置很常見，外觀也跟周圍的隔斷十分相近。她從脖子上摘下鑰匙，把門打開。一段短短的過廊之後，就是縮在屋頂下面的格子間。這兒有台無線電發報機。她坐在一張舊桌子旁，拉開抽屜掏出上了膛的魯格手槍，放在一旁，又翻出一支鉛筆，拿出密碼字典，開始工作。

一個小時之後，她坐直了身子，滿臉是欣喜若狂的神色。“我的上帝啊！”她用南非荷蘭語自言自語道，“他們要行動了——他們竟然真要行動了！”

她深吸一口氣，整理了一下情緒，走下樓梯。帕奇一直不急不躁地等著，又跟在她後面來到了起居室。她拿起電話，撥通了斯塔德利・格蘭奇的號碼。是亨利・威洛比爵士本人接的電話。

她說：“亨利嗎？我是喬安娜・格雷。”

他的聲音立刻熱情起來：“你好啊，親愛的。我希望你不是打電話來說你不來打橋牌了。你沒忘記吧？八點半？”

她確實忘記了，不過無所謂。她說：“當然不會忘啦，亨利。只是我有點兒小事麻煩你，想單獨給你說一下。”

他中氣十足道：“放馬過來吧姑娘，只要我能做到就一定做到。”

“我前夫有幾個愛爾蘭朋友，他們聯系了我，想求我幫他們的侄子一個忙。實際上他們最近會把他送過來。過不了幾天他就到了。”

“具體做什麽呢？”

“他叫利亞姆——利亞姆・德弗林。情況是這樣的，亨利，這個可憐孩子參加了駐法國的英軍，結果嚴重負傷。他傷殘退役後療養了差不多一年，現在差不多康復了，想找份工作，但是需要那種可以進行室外活動的。”

“所以你想讓我給他安排個位置是吧？”亨利爵士欣然道，“毫無問題，老妹妹。你也知道最近這陣子，給地裏找幾個勞動力有多困難。”

“剛開始的時候他幹不了太重的活，”她說，“其實我覺得霍布斯角那個沼澤看守員的差事不錯。兩年前湯姆・金參軍走了之後，那個地方就空下來了吧？最好有個人照看一下，要不就越來越破敗了。”

“我跟你說，喬安娜，我覺得這個事可以商量。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我看就不必在跟大家打橋牌的時候討論了吧。明天下午你有空嗎？”

“當然有，”她說，“哎呀，真是太謝謝你能幫忙了，亨利。最近我總是給你添麻煩。”

“瞎說，”他一口否定道，“這是我的責任。哪個女人不需要一個能為她排憂解難的男人呢？”說到這裏，他的聲音都稍微抖起來了。

“那我掛電話了，”她說，“回頭見。”

“再見，親愛的。”

她擱下聽筒，拍了拍帕奇的頭。帕奇跟著她上了樓。她在發報機前坐下，言簡意賅地發送了消息。這些消息會通過荷蘭中繼站轉發到柏林。一條是確認發給她的指示已經收悉；另一條是約定好的代碼，表示德弗林的安置問題已經著手安排。

柏林在下雨。這麽凜冽的寒風一定是從烏拉爾山吹來的，席卷著陰冷的雨水在城市裏肆虐。普林茨-阿爾布雷希特大道上，馬克斯・拉德爾和德弗林坐在希姆萊辦公室外面的接待間裏，已經面面相覷一個多小時了。

“到底什麽情況？”德弗林說，“他到底是想見我們呐，還是不想見？”

“你敲門問他不就知道了嘛。”拉德爾應道。

正此時，外面的門開了，羅斯曼的大檐帽上仍然濺著雨花，他的大衣不斷往下滴水。他爽朗笑道：“你們倆還在啊？”

德弗林對拉德爾說：“這個人一定很八面玲瓏，是吧？”

羅斯曼敲門進去，並不關門。“領袖閣下，我把他給帶來了。”

“很好。”他們聽希姆萊說道，“現在我來見見拉德爾和那位愛爾蘭朋友吧。”

“這算什麽啊？”德弗林低聲牢騷，“要覲見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