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傳 經（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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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36年，傳教的機會越來越多，但壓力也越來越大。一方面是由於聖旨斥責未得官府允許的旅行，一方面也由於天主教傳教士在澳門有新的活動，廣東方面的官員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動。1836年初，官府搜查了澳門一家主要的印刷工坊，沒入“八種洋書”。印坊的人入獄，財產遭沒入。官府並限令澳門和廣州地區的居民在六個月內上繳所有教習“亞素”（即耶穌）教或天帝教的洋書，可免究其罪，否則將予以嚴懲25。
不過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算有人進城散發宗教書籍，但中國人拿書的動機不一，史蒂文斯也很清楚，他在兩次沿岸航行便有記載，善念總有無聊的好奇心與貪婪相隨。有些中國人神色泰然自若，似乎知道這些書籍的目的，還會送上一些小東西作為回報，如幾串白葡萄、幾只梨子、一小袋煙絲、一捧小米或一小把魚幹，等等；但有些人卻恰恰相反，他們拿了一本紅皮面的書，還拼命想拿一本灰皮的書，而這兩本書的內容其實是一樣的；史蒂文斯還沒離開，有些人就把剛領到的書拿到路口去賣掉；有些人死賴著不走，花言巧語就為了要鴉片（史蒂文斯搭的帆船上也確實帶著鴉片）或傳教士自備的藥品，這說明他們的動機只是要錢或怕生病，倒不是性靈有所需求26。
但整個來說，史蒂文斯在思索在這樣一個國度散發教義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時，他不認為我們在全世界宣揚福音的權利，勝過中國皇帝的傳位詔書。中國的普天萬民憑什麽被拒於基督教之外？這統治者的權位是篡奪來的，他們剝奪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樂的機會，只是人民無力抵抗；他們累世歷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猶然，而且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就與能讓他們的生活得著福佑的事物無緣。我抗議這種壓制人類良知的精神暴君，抗議這種對天國的背叛；如果我們要承擔官府報復的後果，但又有誰能說我們對什麽人做錯了什麽事呢？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