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3/4頁）

十月初開始大戰，雙方都有重大傷亡。原以為山海關正面會先得手，不道直軍是由保定軍校有名的戰術教官李藻麟指揮，防禦工事極其堅固，因而奉軍毫無進展；郭松齡情急之下，未經聯軍指揮部同意，把預備隊的三個團也都調了去作戰，卻仍然不能打開局面。

反而是九門口一帶，十六旅的一個團，突破了黃土嶺口，接著也攻下了九門口，但卻無法擴大戰果，因為兵力不夠；如果預備隊未為郭松齡調走，情形就不同了。

在冷口一帶，張宗昌打得精疲力竭，要他的參謀長王翰鳴向李景林求援；王翰鳴答他說：“我跟李景林是同學，再清楚他的為人不過；你別指望他會撥，個人給你。你無論如何頂在那裏；過了今天晚上，明天再想辦法。”

第二天一早，蔡平本派了個參謀來見王翰鳴，要求支援；蔡平本的部隊為直軍精銳時全勝的十四旅所包圍，形勢非常危殆。王翰鳴心想，蔡平本一垮，時全勝便可轉攻張宗昌，那時非一敗塗地不可；因而決定冒險，寫了一封信派人騎馬送交第五十五團團長褚玉璞，火速抽調五百人前來；並且要嚴守秘密，對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任務。這是因為怕張宗昌知道了，心裏恐慌會支持不住。

張宗昌對王翰鳴十分信任，曾經公開宣布：“俺的命令，可以不聽，參謀長的話，非聽不可。”因此褚玉璞帶了五百人來，照王翰鳴的指示，從側面奇襲時全勝的包圍圈，將蔡平本救了出來；而奇怪的是直軍似乎有撤退的模樣了。

原來吳佩孚的戰略是，先用大量兵力，在山海關至九門口一線，吸住了奉軍的主力第一、第三聯軍；再由馮玉祥出熱河，牽制奉軍在錦州、綏中一帶待命的預備隊，那是張作相的第四軍與吳俊升的第五軍，訓練及裝備雖不如一、三兩軍，但都是能征慣戰的老兵，是奉軍的第二主力。至於李景林、張宗昌的部隊，吳佩孚並沒有看在眼裏，只以為王懷慶、米振標憑險便可固守。

這針鋒相對的三路正兵以外，吳佩孚另有一路奇兵，包括裝備最好的靳雲鸚的第十四師；張福來的第二十四師，以及由他的第三師中抽調出來子弟兵第六旅，約計兩萬人，由溫樹德指揮的渤海艦隊載運至葫蘆島登陸，截斷山海關奉軍的歸路，直撲奉天，生擒張作霖。

戰略是很高明，壞在吳佩孚以儒將自命，自炫有“手揮三弦，目送飛鴻”的才幹，常常在一面批公事，一面會客之際，自己泄漏了許多機密。他的這一枝奇兵，外界知道的就很不少，王維城曾當面警告過他；但他仍以為計出萬全，輕視東北海軍只有兩條三千余噸商船及一條購自俄國的破冰船所改裝的軍艦，名為“鎮海”、“威海”、“定海”，其實只能在近海巡弋，不堪一擊，所以仍照預定計劃，只待奉軍曠日持久，師老無功、士氣消沉時，出兵葫蘆島，展開奇襲。

那知東北海軍雖微不足道，但他們的海軍司令沈鴻烈，卻真是“九頭鳥”，以他日本海軍學校出身的學歷，與在參謀本部為主管海軍作戰及海防事宜以及在陸大擔任海軍教官的經歷，加以張作霖的“奉票”的支持，與渤海艦隊已經搭上線，接上電了。

另一方面，馮玉樣的第三路軍，將行軍路拉得極長，而且越到前線兵越少；不過戰報卻很熱鬧。經常有“遭遇戰”力戰殲敵的報告。事實上對於吳佩孚所希望的牽制錦州、綏中一帶的奉軍，可說全無影響。

最差勁的是王懷慶的第十三師，根本不懂什麽叫戰略戰術，作戰時由一個叫劉富有的旅長擔任前敵總指揮，他派人搞一面大旗，往東往西，只看他所指揮的大旗行事；前進時皆是密集隊形。李景林發現直軍十三師還是這種老掉了牙的戰法，便拉開一個大散兵線，遠遠將敵人包圍了起來，很容易地消滅了直軍的兩個營，九月底由朝陽進占淩源，威脅平泉、承德。

自九月十七以後吳佩孚一直在四照堂飲酒賦詩、運籌帷幄；但前方戰報不利，而李彥青一見了吳佩孚，便如芒刺在背，所以不斷慫恿曹錕催吳佩孚上前線，他說：“待在北京城裏當總司令，誰也會當啊！”

曹錕倒是對吳佩孚信心十足，不願催他；但吳佩孚自己在四照堂坐不住了。首先是淩源失守的消息一到，他撤換了劉富有；接著連王懷慶的第二軍司令都免了戰，由援軍總司令張福來接替。

其時李景林與張宗昌已打到長城邊沿，所以雙方的兩路攻防，已聯成一線，奉軍第二路轉攻直軍第一軍；直軍第一軍，則加派了三路的副司令，由三個混成旅長馮玉榮、葛樹屏、時全勝擔任。

在這條戰線的攻防戰中，兩軍爭奪的焦點是石門寨。奉軍自突破黃土嶺口以後，部隊便已由長城外面進入長城裏面；長城至此，將到盡頭，由撫寧縣北的義院口關，婉蜒往東，至九門口急轉南下，直到山海關。在這個環形地帶，位於義院口關以南十三裏的石門寨，宛如中流抵柱。如果奉軍能攻占石門寨，不但東與山海關聯成一氣；、尤其有重大關系的是，自石門寨以建瓴之勢，直沖南下至秦皇島，可以截斷京奉路，在山海關與奉軍對峙的直軍精銳，即無歸路，為奉軍東西夾擊。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勢，直軍第一軍總司令，也是吳佩孚手下第一號戰將，外號“刺兒彭”的彭壽莘，除了樹白旗以外，別無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