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光武為何稱中興（第3/6頁）

劉秀在登基初期對外戚們的打壓，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劉秀乃至其身後幾代帝王時期，外戚們都相當的低調，幾乎夾著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漢朝名將馬援的女兒，後來成了漢明帝的皇後，漢明帝樹“雲台二十八將”的時候，本想把馬援也樹進去，可因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為了避免旁人說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罷。由此可見，在東漢開國早期，外戚是一個非常尷尬的群體。

沒有了外戚的掣肘，劉秀是非常自在的，東漢早期大批草根官員得以晉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與外戚們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關系。至於外戚主動勾結官員的事情，在當時更是官場的高壓線，一旦犯上這條，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二

而在光武中興的國家建制中，有另一條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國。

劉秀建國，表面上看，和西漢一樣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但這兩種休養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樣的。劉秀時期的休養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統治全國的基礎上的，這一點，既是國家大政方針的考慮，也是劉秀的個人愛好。

劉秀時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國的政策，因為此時東漢帝國的國家特征，和西漢時期大不相同。西漢建國早期，還處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後遺症的發作期，國家人才凋零，特別是儒家集團遭到了殘酷地打壓，而法家因為秦末的暴政，也成為了當時漢帝國的公敵，在這種情況下，秦末因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國打壓的道家黃老學派，也就因此成為國家思想的主流。東漢的情況卻不相同，當時的中國，經過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團的發展卻極其迅速，到了西漢末年戰亂的時候，已經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個學派，實現了“規模經營”，當時的國家知識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繼續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就成了當時整個知識分子界的呼聲。而且東漢建國的政局，和西漢也大不相同，西漢在建國後，通過對韓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經基本掃除了對中央威脅最大的功臣勢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時，為了穩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無為而治”。但是東漢的局面卻不同，劉秀不像劉邦一樣搞大清洗，他對功臣，主要就是給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權利，來削減他們的政治權利，這樣做雖然厚道，但是作為一個志在建立大一統王朝的帝王，對功臣勛貴不忌憚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進一步神話皇權，確立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劉秀的必然選擇。

而且劉秀本人，也是一個對儒學非常熱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於地主之家，從小受儒生的教育長大，即使是後來做了皇帝，對儒學的熱愛也是有增無減。他經常在每天工作結束之後，和儒生們一起探討儒家的治國之道，有時候到了深夜還不休息，太子劉莊因此擔心他的身體，勸說他要早休息，他卻回答說“我喜歡，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語“樂此不疲”就是這麽來的。不但熱愛儒學，劉秀更熱衷於做一個文化大師，當時的儒家學派林立，各種學派爭論不斷，劉秀經常在皇宮裏舉行“論壇”，親自聽取各家學派的辯論，然後仲裁其中的勝敗，確立主體的儒家思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雖然劉秀以馬上開國，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過軍事上的探討活動，其中東漢名將馮異曾勸說他抽空給軍隊“做報告”，講述自己征戰的經過，劉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講之何益”。

劉秀的儒家治國思想，對於整個東漢的朝局，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一點在官員的任用上，劉秀首先重視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書台建立之後，真正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都是頗有盛名的儒生們，而不再是功臣貴族；在地方的行政權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過孝廉制度，選拔在地方上頗有聲望的儒家學者擔任，而儒家的倫理綱常，更被劉秀作為考核官員的重要方式，憑著儒家官員的搶班奪權，原先在劉秀打天下時候立下戰功的功臣們，也變得非常識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時候，作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職，劉秀隨即給了李通厚賜，並下詔表彰其功勛，這個政治信號一放，各路功臣們紛紛響應，大將軍鄧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權，隨後朝廷取消了將軍職位，將原來作為獨立指揮的兵權，劃歸到“三公”治下。如此一來，東漢的政權，也就真正消除了對皇權的最大威脅。

以儒治國的另一個舉措，就是全國的大裁軍。東漢開國戰爭時期，劉秀的軍隊數量，最多時曾到達100多萬人，到了開國之後，裁軍也就提上了日程。當時的東漢，除了在邊境上保持一定數量的常備軍之外，大部分的軍隊都重新解甲歸田。特別是在河南、山東等內陸地區，劉秀曾經出台政策，凡是轉兵為農的軍隊，國家賜予優厚的土地和賞賜，並發放農具恢復生產。劉秀在位時期，整個漢帝國的軍隊，縮減到了大約30萬左右，但東漢帝國軍隊的戰鬥力並沒有因此降低，在後來對匈奴以及羌族的戰爭裏，東漢軍隊一直保持著高水準的戰鬥素質，劉秀的精兵簡政政策，一直貫穿到整個漢帝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