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0章 看不見的戰爭（第3/3頁）

“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國內到處都發放了防毒面具，無論在哪兒，我們總是把它帶在身邊。民用面具是裝在一個精巧的小紙盒裏，軍用的卻十分笨重，放在卡嘰布的背囊裏。設計空軍婦女輔助隊的軍服時，顯然沒人考慮過婦女的手提包中經常放置些什麽物品，或按當年的規定，婦女被禁止帶手提包時她們會怎麽辦。自然，名目繁多的女人用品不可避免地出現在裝有防毒面具的背囊中。現場檢查或穿戴防毒面具的操練中，常常在姑娘們的背囊中發現成堆的婦女用品，從口紅、粉盒到衛生紙，應有盡有，使人既驚訝又好笑。空軍婦女輔助隊中，我知道有這樣一個古怪的作法，寧願假裝昏倒在訓練場上，也不願讓人查出背囊中的藏物。”

“剛到這裏時，我們在一座機棚中極為難受的行軍床上度過了最初的幾夜。由於機棚的門無法關緊，我們都情不自禁地想幹嘛要當兵呢。但很快我們就被分派到市內或周圍的私家住宅中。運氣好的分到一間舒適的宿舍，女主人的照顧無微不至。倒黴的居住條件自然就很差。我最初分到的一家，夫婦倆都是自然病理學家。他們出於對我正常飲食習慣的尊重，有時會煎些肉，而平常我只好大量地喝芹葉湯。記得那時我總是饑腸轆轆。”

“我分到的第二家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年輕的女主人在當地的一家工廠裏上全班，她丈夫在附近的火車站上夜班。每天早晨我上班後，她才起床，所以我不得不自己準備早飯，煎蛋和煮面條。晚上，她又總是遲遲不歸，以至我下班時常常吃不上晚飯。他們常在廚房中給我留張紙條，寫著‘今晚吃午餐肉’或‘罐裝面條’，也有時僅寫著‘炒豆芽和饅頭’。我的晚餐經常是罐頭食品和面包。值得慶幸的是，我父母離此地並非太遠，假日時可回家吃頓像樣的飯。”

“我在档案局工作的以後幾個月中，正逢戰爭的發展停滯不前、正處於被人們稱為‘膠著戰’的階段，我國空軍傷亡相對較少，因而我們的傷亡統計工作也不繁重。但好景不長，隨著對蘇聯和日本進攻作戰的升級，大量的傷亡報告接二連三地湧入我們的辦公室。6月8日，另一艘我們的航空母艦‘白鳳’號在日本沿海被日本飛機擊沉，艦載飛行人員傷亡慘重。但當我正在為空軍人員的傷亡而難過，而通知遇難者親屬的工作又使我倍受折磨時，我國東南部的一個角落裏發生了一些事件，並且很快就改變了我的全部生活。”

“上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些不穩定的和平歲月裏，趨勢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我國於本世紀內可能再次卷入歐洲大陸的劫難之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德國占領萊茵和薩爾區，這一切都是軸心國更大野心的不祥之兆。我國政府采取了適當措施，以保證擁有足夠的無線電情報部隊，並有效地對付上述國家的無線電通信。”

“慕尼黑危機之後，歐洲各國的情報機構進一步提高了戒備狀態，我軍的無線電情報部隊當然也加強了對日軍無線電通信的監視。同時，日本方面正在擴編並改進其無線電情報部隊，日本海、陸軍的無線電情報部隊也不斷加強。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復雜的電子偵聽的新紀元。”

“早在1939年5月，日本人就曾乘坐‘齊柏林’型飛艇飛臨我國東南沿海，旨在竊聽我國的無線電定向台網（後來被稱為雷達站）的通信，以判明我方電台的波長、數量和位置，可能的話，還要判明電台的工作效率。然而，敵人此行並非成功。他們的全部活動始終處於我方雷達人員的監視之下。他們失策的是當飛臨渤海灣時，竟向國內報告了其位置。他們的聯絡被我國無線電情報部隊截獲。當時我軍曾想讓敵人知道他們的機組錯判了方位。但我們的人很明智，沒有暴露自己的手段。當然，這件事本身對我國來說具有極大的情報價值，使我們了解到日本人對我國的雷達網如此感興趣。這時，我們的早期預警系統比日本人的先進，所以他們總是急於了解任何有關我方的情況。整個戰爭期間，我們在這方面總是勝過日軍一籌。”

“1941年11月以來，作為情報單位一部分的‘風’部隊有了顯著增加，其職責是監聽敵方通信聯絡。他們全力以赴地監聽日本海陸軍的莫爾斯通信，並且有史以來軍政當局第一次任命了合適的人選負責此項工作。許多被派到無線電情報部隊中的軍官都是無線電業余愛好者，收聽有趣的通信、尋找微弱的信號和遠距離電台本來就是他們平時的愛好。”

“最初，我國的監聽僅限於無線電報（莫爾斯）通信，但1942年初，空軍部新組建了一個單位，旨在監聽日軍各種非莫爾斯電碼和無線電話。一開始該單位對敵方通話的監聽工作幾乎毫無進展。後來，戰線漸漸接近於沿海地區，他們在40兆周甚高頻處首次截獲了敵方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