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0章 看不見的戰爭（第2/3頁）

“1937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國，我父母把我安置在一個靠近萊比錫的叫哈雷？安德賽爾的地方的人家裏，那兒是漢德爾的家鄉。這家人的父親是一位化學醫師，並擁有一座大型油墨企業，他也是一個非常謹慎的工業家，絕不會公開地批評政府。”

“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裏，使我有機會在晚宴、打獵等社交場合結識一些顯赫的德國高層人物。我聽到的一些談話使我對當時形勢的嚴重性深信不疑。德國人對1914年至1920年大戰後停火協定中對他們規定的那些懲罰性條款仍然感到極為懊惱，看來對他們的態度不應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機達白熱化時，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我從哈雷抵達漢堡後，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張伯倫會談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國船只都不許離開港口。美國航運公司漢堡辦事處裏擠滿了急於離開德國的人群。我同其他許多人一樣，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園。最終，我在一列午夜開往荷蘭灣的火車上找到了一席座位。這列火車被認為是最後一列離開德國的火車。我們進入荷蘭境內，看到裝備了重機槍的荷蘭士兵把守著大橋兩端，從荷蘭灣至哈裏奇的渡船上擁擠著大批不知所措的人們。”

“我們學校放暑假後，我盼望秋天能夠重返萊比錫大學，但父親在空軍部的朋友告誡他說，他們認為戰爭即將來臨。他們是對的，世界大戰很快爆發了。”

“回到祖國數周後，我加入了空軍婦女輔助隊北京第九分隊。我願為國家民族而盡力。我不想讓我最親愛的母親擔憂，故遲遲沒有向她吐露真情。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軍婦女輔助隊寄給‘志願兵鄧詩曼’的正式文件，通知我翌日報到。”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母親把信交給我時問道。我不得不坦白說：‘我已經自願參軍了。’”

“母親非但沒象我想象的那樣大發雷霆，反倒露出驕傲的神情。‘這才象我的女兒呢！’她說，‘如果我在你的年紀，我也會這樣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軍档案局，這裏與我家同在一條鐵路線上，僅隔數站之遙。當我初次踏入档案局傷亡統計處時，辦公室的上尉軍官對我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說道：‘你現在已經是一名光榮的空軍戰士了，鄧詩曼小姐。你的工作時間每日二十四小時、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開飯時間是對你的優惠。’這就是當年頗為典型的開場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從事辦事員的工作。李葆忠少校是我們處的負責人。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機敏的教授，具有傳統的學者風度。閱讀他的文件和備忘錄不失為一件樂事。表面上，我是他的秘書，但由於他發現我曾經是學習語言的，有時也派我去翻閱外國報刊，尋找有關我國空軍飛行員在敵方上空被擊落的情況。”

“傷亡統計處常常向遇難者的父母或妻子發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卻令人恐懼的通知書：‘我極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兒子（或丈夫）、編號______、XXX中士在作戰行動中失蹤（或我們認為是因死亡而失蹤）……’每份通知都要經過極為小心謹慎地打印，不得出現任何差錯和失誤，因為收信者或許會永久地保存它們。有多少個夜晚，我留在辦公室裏遲遲不歸，打印著那些令人辛酸的字句，每當我一想到它們將為全國各地許多家庭所帶來的悲傷苦楚時，淚水便奪眶而出。”

“就這樣，我度過了軍隊生涯嚴酷的開端。我在報到幾天後，就接受了一項棘手的工作：當時，我國‘升龍’號航空母艦在中太平洋被日本的遠洋潛艇擊沉，要我們通知遇難者家屬，他們的兒子、丈夫或是失蹤或是死亡。我們向遇難者最直系的親屬拍了近一百封電報，隨後又發了信。我們征集了所有的打字員，在陳舊的打字機前一直工作到淩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語，人人心裏都明白這對更多的人將意味著什麽。”

“由於我還年輕，對事物可能過於敏感，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刻下了深深的悲哀。當那些年邁的老人親自找上門來，或在電話中懇求我們提供更多情況時，我簡直心痛欲碎。一位身材矮小、體質虛弱的老年婦女千裏迢迢從昆明數次找上門來。‘聽我說，姑娘，’她總是這樣解釋，‘他是我唯一的兒子，我們很晚才生下了他。除了他，我們什麽也沒有了。’她的面孔由於悲傷而顯得消瘦蒼白。我還記得，當時我想如果我的親人一旦發生不幸，那麽，如果真有神明存在，請一定讓這一切盡快結束，並給我一個準確的消息，千萬別總是使用那些‘失蹤’或‘認為死亡而失蹤’之類含糊不清的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