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章 空降“斬首”（第3/3頁）

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騰，並非因為政府苛政，而是川漢鐵路公司將全省“公司化”，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羊吃人”的權力資本主義成為主旋律。而這些民怨，又都被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巧妙地轉嫁到了政府頭上、轉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團頭上，異化為政府與民眾的對立，這正與革命黨在川省推行的“離間官民”策略相吻合。兩股力量疊加，再加上政府內部已經喪失凝聚力和執行力，最終導致局勢失控。

而象川漢鐵路公司這種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可以成為權力的執行者，又可以成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瞞下，在兩邊都占盡信息不對稱的絕對優勢，成為“改革”異化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劑。

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既沒有對政權的忠誠，又沒有對民生的責任，享受著改革的成果，卻不必承擔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而楊朔銘現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減少和削弱這些利益集團的幹擾，制定相應的遊戲規則，避免已經貧富分化的中國社會進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楊朔銘說道，“我們這個民族，有一個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態，就是不耐煩，總想走捷徑，一蹴而就，跑步進入最高社會。”

“不錯，這種心態，具體的表現，就是經濟上總是追求超常規、跳躍式的發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樣希望進口或者構建一個‘主義’的框架，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陳宦的話裏帶有一絲沉痛，“這種認識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相信：無論改革還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進越好。就好比開火車，我們總是為不斷提升的速度而歡呼，直到超速顛覆、車毀人亡，才能反省一下這樣做的危害。”

“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進的未必就是進步的。速度絕對不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實效才是核心。”楊朔銘說道，“昔年清廷的崩潰，絕非一些史家所說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導致革命，其實恰恰是步子太快導致失控出軌。”

從後世穿越來的楊朔銘在這個時代經過認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後，已經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必須有權威資源的保障，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憲政改革，初定的預備期是9年，大大低於日本的30多年及英國的上百年，但還是被後人指責為太慢！而細細考察一下，這些責難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需要從政治改革的大躍進中，盡快地為自己攫取更多的權利，而這種超越基本國情的大躍進，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口頭宣稱的普通民眾分享權利的美妙遠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權之後，長期以激進面貌出現的孫中山，也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段論，孫氏的預備立憲期與晚清相比，其實要更加漫長。這充分說明，無論哪一種政治勢力，當它占據了中樞地位，成為執政者之後，都不能不認識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躍進”，不切實際，無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幫助在野者奪取政權而已，無法成為執政行政的根基！

歷史在這裏，可以說對那些以革命家面貌出現引領“主流意識形態”的中國人進行了無比絕妙的諷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導致了政權崩潰，這並不足惜，但這一超速顛覆，卻也中斷了循序漸進的、有規則的溫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無規則的武裝爭鬥。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主義”大旗下，精英階層裹挾草根階層黨同伐異、爭權奪利，誰也無暇關注培育民生與厚植國力這種關乎國家復興、崛起的根本，這種“城頭變幻大王旗”模式的出現，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正是楊朔銘試圖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總是將對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責為保守。這種指責，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會閱歷和行政常識，就是另有所圖。殊不知，一輛車超速顛覆之後，作為司機的執政者之死，或許並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們，是否考慮過這輛車上的乘客安危呢？因為這輛車上面，不僅承載著整個中華民族，而且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現實和將來！

說什麽“而今邁步從頭躍”，都是不負責任的鬼話！

“瀚之可知，當今世界上，或許很少有幾個民族，會如同我們中國人這樣，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熱衷於‘主義’之爭。”陳宦聲音裏透著苦澀，“這種偏好，其實是最應該去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