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章 空降“斬首”（第2/3頁）

“到了這一步，好好配合政府的話，保命還是不成問題的。”劉文正接著說道，“要是抵抗，這院子裏死的人，怕是不光是六哥一個了。”

劉文彩長嘆了一聲，執槍的手無力的垂了下來。

“不錯，就是抵抗的話，也根本堅持不到老七和袍哥會的人來。”劉文彩的手一松，手槍便落到了劉文正的手裏。

“七哥也許會來，但袍哥會的人，現在只怕早已經逃得不見影子了。”劉文正說道，“那些人，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聽你的話就好了，否則也不會落到這般田地。”劉文彩嘆息著說道，“你傳我的命令，叫大家不要抵抗，放下武器，聽候政府的發落。”

此時，在飛艇觀察艙中的楊朔銘，正舉著望遠鏡，觀察著劉家大院及其周圍的情況。

地面上偶爾傳來零星的槍聲，但很快一切都歸於沉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這個劉文彩沒有敢頑抗的膽子。”楊朔銘放下了望遠鏡，說道。

“算他識相。”站在楊朔銘旁邊的陳宦笑了起來，“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這其實也是又一道坎兒啊！”

“是，好在這道坎兒，總算是好好的邁過去了。”楊朔銘點了點頭，說道。

“咱們中國的坎兒，實在是太多了。”陳宦看著楊朔銘說道，“瀚之還能記得，上一道坎兒，是什麽時候嗎？”

“甲午故事，須臾不敢或望。”楊朔銘望著那些已經占領了劉家大院的傘兵，低聲說道。

“不錯，要說這最開始的一道坎兒，就是甲午年，可惜咱們沒能好好的邁過去。”陳宦嘆息著說道。

陳宦和楊朔銘雖然分屬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但他們在這件事上的觀點，卻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從歷史上看，是中國的一道坎兒。

中國近代第一輪“改革開放”是著名的洋務運動，在進行了三十多年之後，趕上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令晚清的改革開放徹底改道，從“制度”和“主義”層面尋找靈丹妙藥和捷徑，成為精英階層的共同追求，而圍繞“器物”與“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本應繼續推進和深化，卻在“制度萬能”和“主義萬能”的大躍進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條“主義”取代“問題”、口號取代實幹、旗幟取代行動的歧途，終至政權分崩離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而導致辛亥革命、清王朝政權崩潰的主導力量，並非是主張暴力革命、武裝起義的革命黨，推翻清政府的主流，其實正是當時所謂的“立憲派”，而這些人的大多數，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興既得利益集團。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其主體是官僚、企業家。在“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下，他們往往是“官商一體”的身份，無論其之前出身於官場還是商場，幾乎無一例外地既是官員、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謂的“商辦”（民營）企業，其領導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轉崗的老幹部，或者是獲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動“保路運動”、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漢鐵路公司，其高層就是這兩種人的結合。這類企業，雖然打著民營的旗號，但卻幾乎完全依靠公權力的扶持而得以維持和發展。

而象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在那樣一個體制下，則必須兩線作戰：一方面，他們要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爭奪，從這方面上講，他們希望利益是流動的；而另一方面，他們要回避並切斷“先富帶後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義責任，並且為他們的“富加貴”繼續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從這方面來講，他們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時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團，以舊貴族為主，在改革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卻被稀釋了曾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因此，他們往往會成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這種反對，盡管會打著“祖宗家法不可變”、“中體西用”之類“意識形態”的旗幟，但其實只是出於利益擔憂及心態失落。總的來說，這個集團希望的是經濟改革民主、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爭鬥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不存在當家包袱和維穩顧慮，采取的是攻勢，敢於高舉改革甚至是憲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續稀釋和解構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與權利。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去考察清末憲政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絕非“理想”。

這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對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階層方面，卻不惜過度地、破壞性地、不擇手段地利用公權力，以圖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財產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階層參與基層政治，以國家專政權力為後盾強行收取集資股本金（“租股”），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階層被他們當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擠的必須是奶，甚至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