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5章 劉文彩的救贖

“不錯，這種可以稱之為‘泛意識形態化’的集體偏好，養成了我們喜歡‘上綱上線’的行為習慣，總是喜歡將簡單的‘問題’之爭，放大到碩大的‘主義’之戰，沒事找事、小事鬧大、大事鬧崩，絕不妥協，戰鬥到底，你死我活，不斷折騰。”

說到這些，楊朔銘的聲音也變得分外沉痛。

“晚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即是如此。各派都將‘天地君親師’或者‘救亡圖存’的大旗舉起來，爭奪合法性資源乃至話語主導權，而忽略了洋務運動中一貫的關注民生的、所謂‘器物’層面和技術層面的改革深化。在與時俱進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階層幾乎全部投入了奪權的傳統遊戲之中，而一旦奪到權力，則一切照舊，口號依然激動人心，現實卻也仍舊暗無天日。”楊朔銘仿佛又陷入到了久遠的歷史回憶之中，“對清末民初的革命與改革情況，可以下如此的斷語：‘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誰敗，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聽你說話，總是這麽痛快淋漓。”陳宦苦笑著點了點頭。

陳宦並不知道，楊朔銘作為一個“後來人”，對這些的了解和體會，比這個時代的任何人都要深切。

中國的泛意識形態化，造成了偽君子橫行，整天呼喚道德，卻忽視更為基本的規則建設，結果使整個國家和民族呈現嚴重的精神分裂，這種情況，在後世已經表現得無以復加。

只是現在的楊朔銘，已經沒有機會見到這些了。

中國從甲午戰敗之後進入“制度萬能”的大躍進時代，尤其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啟了新一輪“革命”之後，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為了“痞子運動”和“黑幫政治”，高舉的旗幟永遠只是幌子，說的不做，做的不說。象袁世凱，他雖然為中國辦了不少的實事，但現在並沒有多少人記得他的功績，反而只記得他的“復辟帝制”，袁世凱並不了解，他稱帝的悲劇就在於他試圖追求名實相符，卻不知道這個社會現在只能接受“偽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識形態化具有極強的自我復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閉式循環——越是上綱上線，就越是四面樹敵；越是四面樹敵，就越需要上綱上線。本來可以通過協商、妥協解決並達成雙贏的“軟性”矛盾，至此都必須通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你死我活的“剛性”零和方式，進行決一死戰，而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

在這樣的“政治掛帥”的鬥爭思維中，整個中國社會充滿了戾氣，完全沒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機制，如同一個叢林世界，誰都沒有安全感，誰都同時擔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雙重角色，無休止的鬥爭使得中華民族的元氣大大受損。

而在泛意識形態化之下，本來內涵豐富的“政改”變成單一的、打倒和肢解執政者的運動，異化成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爭工具。高喊所謂“政改”的，未必是為了民主民生；而反對所謂“政改”的，其實也未必是頑固不化愚昧保守。

“瀚之想過沒有，該如何解決這些矛盾？”陳宦問道。

“中國的政治改革，其核心其實就是對權力的監控，對權力的分立和制衡，而這主要是一項‘技術活兒’，而不是什麽‘思想’和‘主義’。”楊朔銘說道，“對於咱們這個人口總數超過很多國家人口的超級大國來說，這種改革本身就是保持肌體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此時，楊朔銘的思緒，因為陳宦的問話，又回到了他原來所在的那個時空。

在後世，歷經了十年動亂的浩劫，中國人終於迎來了改革的春風，但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著大量“泛意識形態化”的痕跡。

本來是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術問題和能力問題，比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沖突，甚至民間圍繞具體經濟利益的一些沖突，都被人有意無意地上升到了執政者“意識形態”的層面。而事實上，類似問題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會出現，與“意識形態”根本沒有關系！但這種政府管理的技術，恰恰卻是這個長於奪權破壞、短於建設的古老民族所極為欠缺的！而其中某些問題，比如食品造假，比如缺乏商業誠信，比如缺乏公關道德，在中國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出現，其主要源於民族的劣根性，卻也被歸咎於執政者，這可以說是很多中國人推卸責任的好辦法，什麽問題都往“萬惡的政府”頭上一推，自己就都是無辜、正義和無責任的了！

同樣的，一些政府部門也傾向於對號入座，大包大攬，將一些針對具體人和事的批評，非要“上綱上線”到“意識形態攻防戰”的高度，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結果將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在改革博弈中產生的正常摩擦，一點不剩地全攬到了自己身上，變成各個不同利益集團與政府的摩擦。這種可悲而又無知的大包大攬行為，將社會正常博弈產生的波動，一概解讀為“不穩定”，進而為了維持剛性的所謂“穩定”，便強行壓制各種摩擦，結果卻醞釀出更大的摩擦，最終導致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