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6章 中庸之道（第3/3頁）

“象亨利七世統一了英國而起始所謂都鐸王朝百年的專制。在這百年之內，英人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法國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時局，建設了二百年波旁專制的基礎。經過路易十四光明專制之後，法國也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俄國亦復如此。經過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年的專制，然後列寧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們的偉業。世人徒知列寧推倒了羅曼諾夫皇朝，卻忽略了這朝代給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貴的產業，即俄國在這三百年內，從一個帝制國家長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因而俄國革命就沒能有割據的流弊。”

“專制恐怕並非是建國的必要階段吧？”楊朔銘想了想，說道，“要說專制是建立民族國家的必要階段，咱們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專制，為什麽還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還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

“不錯，胡適之的意見是，專制不是造就一個民族國家的必經階段。他以英國為例，說‘英國民族國家的造成，並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國語的新文學的產生與傳播，英文翻譯的聖經與祈禱書的流行，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勢力，倫敦的成為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紡織業的長足的發展，中級社會的興起，這些都是造成英國民族國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種造就民族國家的因素，並不都是在都鐸專制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說道，“當前有很多人還認為，中國還不是民族國家，但胡適之則認為，中國早就已經是一個廣義上的民族國家了。其理由是我們至今是漢人，這就是漢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覺心的結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統一，使那些新興的南方民族至今還自稱是唐人，有了漢唐兩個長期的統一，我們才養成一個整個中國民族的觀念。我們讀宋明兩朝的遺民的文獻，雖然好象都不脫忠於一個朝代的見解，其實朝代與君主都不過是民族國家的一種具體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國後無人編纂元遺民錄？何以滿清失國後一班遺老只成社會上的笑柄而己？我們所以特別表同情於宋明兩代的遺民，這正可以表現中國早已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這種思古的同情並不起於今日新的民族思想興起的時代，其種子早下在漢唐盛世，在蒙古滿洲在蒙古滿洲入主中國的時期已有很悲壯的表現了。”

“至哉斯言。”楊朔銘點頭贊許道。

“他還撰文稱：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而不知道專制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專制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術含量的事情；俄國布黨的成功其實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四萬萬個阿鬥’的國家，再英明的‘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專制。”

“再說，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呢？”徐樹錚想起了馮基善的通電，說道，“咱們中國，畢竟不是俄國。”

“對。”楊朔銘說道，“蘇俄的專制，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想搞專制，在具備高水準的專制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這樣才可能出現專制政權。現實的中國，不存在這樣富有麻醉性的熱烈問題，更沒有可以煽動全國人心的口號，所以中國搞不成蘇俄式的專制。”

“老師的意思，就是咱們中國，得在獨裁和專制之間，走一條‘中庸’的路線了？”徐樹錚終於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經據典的說了這一大堆，是什麽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鬥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鬥。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段祺瑞看著楊朔銘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