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章 課堂上的邂逅（第2/3頁）

“‘罷黜百家’使除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學說成為被禁之列，由此結束了新學術、新思想的創新和繁榮。從此不僅新的科技學說難以出現，連已經存在的學派也逐漸衰落，直至消失。比如說墨家便是其中一例。戰國時期，墨家作為手工業小生產者的學派，在中國科技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這一學派注重實驗手段，善於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新的概念，開辟了對抽象科學發展很有利的方向，墨家在光學、力學及數學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就是在漢代，墨家逐漸衰落，漢代以後就不復存在了。另一個例子是科學著作及專業技術的失傳。漢代以後每遇天災人禍，常常伴隨著科學著作及技術的失傳，而儒學文獻卻極少因此而失傳。這顯然與除儒家外的諸子百家不被社會重視有關。”

“儒家學說注重人與社會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輕視科學技術、輕視體力勞動，有利於專制統治下的社會安定，但卻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獨尊儒術’使社會知識階層的研究興趣被吸引到對儒學的學習和研究上。儒家倫理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標準。儒家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說使社會上本該相輔相成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產生脫節，也就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於是實踐環節因缺乏理論指導而難於超越經驗積累的範疇，而理論探索因無實踐的檢驗而成為無本之木，因而極其不利於科技發展。”

“儒家重義輕利、重農輕商、藐視工商業，使工商業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極其低下。知識階層不齒於投身工商，國家壓制甚至掠奪商業和手工業，使工商業對科學技術的刺激作用大為減輕。”

“在專制統治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有更大的危害性。人們的思想被禁錮在儒學上。與儒家一致的理論可以研究和發展，與儒家學說不一致的觀點則被作為反正統的謬論而被否定、被誅殺，甚至連研究者都有性命之憂。於是社會的學術思想趨於單一化及僵化。”

“在漢代以後的中央集權專制的社會裏，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慢於秦漢時期的趨勢。這與儒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有直接關系。而在中央集權衰弱、群雄並起的時期，爭奪天下的群雄並不會遵守儒家倫理去講‘溫、良、恭、儉、讓’。於是儒家正統思想的枷鎖被打破，其它思想開始爭鳴，學術界出現新的活躍局面，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解除了思想束縛。”

“在這裏，我還要講一下，中國的中央集權專制社會的科舉制度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

“在中國，科舉取士做為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的途徑，激起了眾多學者的學習熱情。然而在儒學為正統思想的中央集權專制的社會裏，科舉以儒家經典為主，取士為維護中央集權統治服務。因而無數的寶貴人才被誤導、被耗費；無數知識分子被造就成儒士，使中央集權專制得以持續發展。”

“中國的皇帝們很早就意識到，僅有儒學作為中央集權專制的思想武器還不足以鞏固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社會還必須為社會精英提供進入仕途的機會，將他們編織進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否則社會精英們將產生破壞中央集權專制的巨大破壞作用。象著名的三國時期，諸葛亮、徐庶、龐統等閑散的知識分子演出了驚天動地的一幕，顯示了他們的巨大力量。不知是否有直接因果關系，到了隋唐時期，中國便出現了科舉取士制度。”

“科舉制度顯然比看門閥出身更加公正，它為平民階層進入仕途提供了途徑。科學制度的本身並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科舉主要考核什麽科目。在中央集權專制的一統天下，諸子百家被罷黜，儒學被獨尊以利於維護中央集權專制。儒學經典是考生重點研習內容；儒學倫理是考官判別優劣的標準。‘學而優則仕’以及進入仕途之後的豐厚收入形成對知識分子的強烈誘惑。為此，科舉制度實行以後，全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吸引到了科舉這座獨木橋上。科舉制度成為向知識分子灌輸儒家教義、向全國普及儒家倫理的強有力的手段。因此科舉制度的實行比行政上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命令更有效地罷黜了百家、獨尊了儒術，使儒家這一有利於鞏固中央集權專制的學派不斷發展、壯大，至今仍在發生作用；中央集權專制也成為中國‘天下一統’時期的主要政體。中國的科學技術也進一步進入了難以發展的社會環境。”

“在這樣的科舉制度實行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終日忙於死記硬背古籍，以圖做官發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一旦金榜題名夢想成真，官場的繁文縟節、明爭暗鬥又占據了他們主要的時間與精力，使他們很難再有精力與閑暇去思考有關科技的問題。而科學技術缺少知識分子去總結、去研究是不可能迅速發展的，技術沒有知識分子去革新、去提煉，是不能進步的。於是猶如釜底抽薪，科舉制度抽去了知識分子這一科技發展所需要的幹柴，使科學技術的火焰難以熊熊燃燒。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再一次受到了打擊。到了明清時期，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進一步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造就出來了一大批思想僵化的官僚，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