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 火燒趙家樓（第3/3頁）

“有一個同學抽煙，身上帶有火柴，看到臥室太華麗，又有日本女人（這是從何說起？），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大火，房子也就燃起來了。”

“某人行至曹家門外，看見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只洋鐵偏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然後進入四合院內北房，將地毯揭起，折疊在方桌上面，潑上煤油，便用火柴燃著，霎時濃煙冒起。某人跟在他們後面，親眼看見。大家認得他倆是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

而高師的學生，則毫不客氣地將此“壯舉”收歸名下。差別只在於，到底是哪一位高師學生放的火。

一位高師學生說：“我親眼看到北京高師一同學用煤油把房子點著了，我還添了一把火，趙家樓頓時火起。……學生群眾走進曹宅，先要找賣國賊論理，遍找不到，高師同學遂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事為北大學生會某隊長所發現，阻止說：‘這樣絕不可以！我負不了這個責任！’該學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對於火燒趙家樓的真相，也許永遠不會有正確的答案。

所謂的群眾運動，其實就是這麽回事，總是有“組織者”、“領導者”控制不了的時候。理由很簡單，既然敢於起來反抗權威，就不會將“臨時指揮”的命令奉若神明。該自己做決定的時候，北大的學運領袖也罷，高師的學運領袖也罷，其實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麽，誰能左右局面？準確地說，沒有。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那樣一個年代，最激進的口號和舉動，在群眾運動中最有誘惑力，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局面”，最容易受相對激進而不是溫和的學生的影響。倘若不是這一把“超出理性”的無名之火，軍警無法“理直氣壯”地抓人，學生以及市民的抗議也就不會如火如荼地展開。那樣，這場運動其實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結局。

對於縱火焚燒曹宅持有異議的，當時便大有人在，一位北大學生回憶，“（放火）這一舉動沒有得到所有在場同學的贊同”，“有些同學，尤其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認為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動，是違反大會決議案的精神，頗有些非議。”

學生火燒趙家樓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國各地。

“這件事可怪之處頗多。”在南寧的楊朔銘在第一時間接到了報告後，立刻便覺察出了其中的詭異之處。

聽到楊朔銘這樣說，坐在他對面的陳乾聲也是一臉凝重的點了點頭。

“傷亡情況怎麽樣？”楊朔銘皺了皺眉頭，向前來報告的龍永華問道。

“尚未有死亡報導。在曹府內被打者為駐日公使章宗祥，因其當時身著外交官禮服，因此被誤認為是曹汝霖，因而被打，受傷甚重，幸當時日本記者中江醜吉在場，奮力救護，才沒有弄出人命。”龍永華答道，“等到軍警正式捕人時，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已經筋疲力盡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剩下少數維持秩序、零星掉隊或圍觀的，在警察包圍下就擒。被捕學生共計32名，其中北大20名、高師8名、工業學校2名、中國大學和匯文大學各1名。”

“抓他們有什麽用？這些學生又不是縱火打人者。”陳乾聲搖了搖頭，恨聲道，“真是混蛋啊！”

“外界喧傳學生被執者有數百人之多。當晚7時，遊行學生被捕的消息傳遍九城內外，各校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緊急商議營救策略，因有傳說被捕學生將被‘軍法從事’。其中北大三院的集會氣氛最為緊張，所幸蔡元培校長出席講話，對學生的愛國動機表示同情，又向當局指明，為軍警所執者，未必即為打人毀物之人。昨夕，已有人為之向警廳取釋，以免再激動群情……”

聽了龍永華的回答，楊朔銘默默地點了點頭，而此時他的心裏，卻遠非表面上那樣平靜。

他根本沒有想到，在他原來的歷史時空中的那場本該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中國歷史上最為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以另外一種差不多的形式，發生在了1920年的6月4日！

“曹總長怎麽樣了？”傅孝信問道。

“曹總長在學生破門而入前，便從後門離開，未同學生照面。聽聞曹總長的父親和夫人有些受了驚嚇。曹府被燒毀了一大半，現已不能居住，黎大總統正安排曹家全家轉到團城居住壓驚。”龍永華答道。

“他這一次的虧吃得可是夠大的。”坐在一旁的閩南鎮守使傅鴻儒冷笑了一聲，說道。

“據說曹總長當時聽到學生在院外喊叫時，並不在意，時警察署吳炳湘總監在座，令署多派警員前來衛護，曹總長還說‘幾個小孩子，讓他們鬧一鬧吧，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但誰也沒想到學生會縱火焚燒曹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