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聯省共和亦是路（第2/3頁）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洶湧的民意面前，竟然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對張敬堯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戰毫無作為！

北京政府的行為讓湘籍士紳、學子乃至普通民眾對北京政府極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於被蹂躪的命運，選擇了“武力驅除張唐”的道路，自行組織武裝進攻張敬堯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軍也加入了進來。在張敬堯唐天喜部所到之處，廣大農民以鋤頭扁擔為武器，截斷交通，奪取輜重，湘軍所至，民眾主動供應補給者絡繹不絕，“輸卒糾聚自如，給養望屋而得”，使張唐匪軍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不得不龜縮在幾座主要的城市裏。

在驅逐張敬堯唐天喜的武裝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湖南人民自發提出來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長譚延凱發表全國通電，公開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純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決心……凱及全體人民，……爰本湘民公意，決定參合國會討論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選省長及參事制，分別制定暫行條例，公布實行。”

譚延凱稍後又多次全國通電，宣布“湖南自治”，並提倡全國“聯省自治”；並邀請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會團體代表以及新聞記者，舉行聯席會議，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計。

譚延凱之所以這麽做，也是迫不得已，湘軍假使能夠驅除張敬堯和唐天喜，也並無保全湖南全省的實力，張敬堯屬於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經表明了效忠皖系，驅除張唐無疑已經得罪了皖系，因此譚延凱不得不以“聯省自治”的辦法來抵禦，並打算用全體湘民的公意，將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門之外；再者，楊朔銘的贛軍已經平定兩廣雲南，成為國內新興的一支強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軍閥勢力，譚延凱想借“聯省自治”之名，吸引楊朔銘加入，借楊朔銘的軍力抵抗段祺瑞。譚延凱認為，楊朔銘如欲北上和段祺瑞爭鋒，必然取道湖南，以楊朔銘平定兩廣期間的所作所為看，和段祺瑞相比，楊朔銘顯然要開通得多，因而能夠阻止皖系勢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訴諸湖南全體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對譚延凱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寶，段祺瑞很快便意識到了危險，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張敬堯和唐天喜，承認譚延凱的省長地位，一方面將計就計地接過了譚延凱“湘人治湘”的口號，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內弟）率軍入湘，出任湖南督軍。

而一直對家鄉湖南極為關注的楊度，當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麽。

對於目前擔任兩廣巡閱使並且擁有海軍支持的楊朔銘，段祺瑞一直極為擔心，楊朔銘雖然已經同意了二人聯手的建議，但段祺瑞並不放心，對楊朔銘的贛軍平定兩廣後並沒有進軍雲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贛軍連續作戰需要休整的緣故。而此時湖南的戰亂勢必影響到楊朔銘的後方，正好可以用來牽制楊朔銘的軍力，使其無暇分心。

而在張敬堯和唐天喜打得兩敗俱傷之後，傅良佐便可入湘一舉平定，這樣湖南便可成為皖系的勢力範圍，同時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擋楊朔銘北上的屏障。

“其實楊瀚之有力量結束湖南的戰亂，但他卻在兩廣按兵不動，”梁啟超說道，“莫不是真的對老譚的那個‘聯省自治’的提議感興趣？”

“‘聯省自治’又怎麽了？所謂‘聯省自治’，不外乎兩個層面的涵義，即各省自行制定省憲法，依照省憲法自行組織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礎上，由各省選派代表，制定聯省憲法，以實現國家的統一。”楊度答道，“其實這是一種很現實的選擇，再怎麽說也好過這樣的軍閥混戰。他楊瀚之如果選擇聯省自治，眼下正當其時。”

聽了楊度的回答，梁啟超竟然不自覺的點了點頭。

對後世的很多中國人來說，他們光知道“中央集權”，對於“聯省自治”這個詞一直相當陌生，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國家制度因為與革命領袖的“北伐統一”路線存在尖銳沖突，一度被簡單粗暴地冠以“地方軍閥粉飾其割據陰謀的遮羞布”的標簽，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實上，中國人有這種“聯邦制”的國家理想，由來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明確表示：“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在袁世凱以大總統身份統一南北後，進步黨人掌控輿論，高舉中央集權的旗幟；革命黨人憂懼袁世凱實施獨裁統治，遂在“臨時約法”中沒有對中央政府與各級省政府之間的關系作任何具體的規定，“二次革命”期間，更是明確的倡議國家應改行聯邦制。在袁世凱解散國會後，進步黨人也轉而開始鼓吹擴大各省自治權。在民國建立後，聯邦制的國家理想已經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頗有影響力，如章士釗即屢言“吾國之各省盡可邦而聯之，而無礙於國家之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