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救國之道

楊度注意到了梁啟超臉上表情的細微變化，他不動聲色地一笑，繼續說道：“但凡事涉選舉，出人意料之處甚多，卓如切不可自信過高，一如當年桃源漁父，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聽了楊度後一句話的提醒，梁啟超想起了當年轟動一時的宋教仁遇刺案，臉色不由得一變。

“皙子所言甚是。”梁啟超的語氣變得沉痛起來，“前些天我在《縱橫談》雜志上看到過關於桃源漁父遇刺案的詳情披露，兇手竟然是陳英仕，且幕後主使竟為孫氏，真是太過出人意料。”

“我記得那篇文章是一個署名叫‘冰火’的人寫的，我是從《京華時報》上看到的。”楊度看到梁啟超聽進去了自己的話，眼中閃過欣慰之意，“讀其文，個中之驚心動魄，不亞於深夜之讀驚悚小說，真不知他是從哪裏搜羅來這許多證據。”

“該文所指皆有翔實證物，分析又絲絲入扣，合情合理，只怕如今起孫氏於地下，亦難自辯。”梁啟超嘆息道。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遇陰謀暗殺。

在後世的人眼中，宋教仁一直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親密戰友和好朋友，被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稱為“為憲法流血之第一人”，而那篇看得楊度冷氣直冒的文章，卻用翔實的史料，向世人揭示出了二人關系的另外一面。

早在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就曾公開表示說：“象孫氏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想要達到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領袖人物出現之前，努力鉆研有關的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

1910年12月，宋教仁與日本友人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又明確的再一次表示說：“孫氏已經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一個被有意忽略掉的事實是，在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宋教仁其實是最早反對黨魁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個人。但是，宋教仁卻沒有象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樣的公開站出來對孫氏進行挑戰，也沒有象張百祥、劉公、孫武、焦達峰等人那樣，另行組織共進會自行其事，而是與譚人鳳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會內部，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實施“架空虛置”。等到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宋教仁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繼續對理事長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實施架空虛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國民黨占據較大優勢的議會中，通過議會政黨的責任內閣，對大總統袁世凱實施同樣性質的架空虛置，以實現自己充當實權總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成功與失敗，實際上都根源於此。

宋教仁與黨魁孫氏之間不願合作卻又不得不陽奉陰違、架空虛置地進行合作的內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當天日記中曾介紹說，黃興因為不同意孫氏把陸皓東生前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充當未來的新國旗，兩人之間發生激烈沖突。宋在日記中指出，這場沖突的更加內在的原因，其實是孫氏“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早在辛亥革命前，孫宋二人便屢有沖突，同盟會曾發生過兩次倒孫風潮，而宋教仁當時均未站出來為孫氏說話，以致於陳英仕等“擁孫派”對其十分痛恨。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宋教仁又與孫氏處處相反，孫氏主張北伐，宋教仁則主張南北議和，推袁世凱為總統。孫氏主張定都南京，而宋教仁與章太炎等人均主張定都北京。

除此之外，二人之政見亦大相徑庭，孫氏主張實行美式總統制，宋教仁則主張法式責任內閣制。孫氏要做大權獨攬的大總統，不願受人制約，理由是責任內閣制“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因為在此非常時代，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而誤革命大計。”雙方一度爭到面紅耳赤，最後不歡而散。

和激進的革命派不同，宋教仁一向堅持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從事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陽光參政及和平競爭。在這一方面，主持締造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黨內占有當仁不讓的明顯優勢。但宋教仁的舉動，卻無形中把國民黨內部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陳英仕等人為首的激進革命派人士，陷入到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被動境地當中，從而造成了“黨有內哄”的危險局面。宋教仁對於“內哄”的危險局面過於自信的盲目樂觀和疏於防範，直接導致他後來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受謀殺的悲慘結局！

急於充當“太平宰輔”式的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的宋教仁，其實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開槍殺害的，而現場指揮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吳乃文，卻是應夔丞任滬軍都督陳英仕的諜報科長時的一級科員。應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歸案，又是吳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漢結識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舉報的結果。雷厲風行地把應夔丞、武士英抓捕歸案的陳英仕等人，卻始終沒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緝的吳乃文抓捕歸案。與吳乃文一起現場指揮武士英的陳玉生，在鎮江被捕後始終沒有出現在宋教仁案的審判席上。這些證據所指向的主使操縱宋教仁血案的幕後真兇，並不是遠在北京的袁世凱，而是在上海地區擁有最大軍政實力、情報系統以及黑社會勢力的前滬軍都督、青幫“大”字輩大佬陳英仕等人！而陳英仕利用孫氏出國表面上不知道此事之機，斷然殺掉宋教仁，造成既成事實，則可一箭雙雕，一方面可為孫氏避嫌，另一方面則可以宋教仁之死激發黨人，消除黨內非激進勢力的影響，繼而發起反袁革命，為孫氏上位大權獨攬掃除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