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摸底（第2/3頁）

“瀚之所言極是，以中國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國多數人民，並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裊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所謂‘二次革命’其明證也。”楊度有些激動的說道，“斯時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數年中，設非政府采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聽了楊度的話，楊朔銘微笑著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麽，而是聽任楊度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

“故一言以蔽之：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項事業之發達，道固無逾於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後，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苟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聯，己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幹人，被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些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後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並維持現狀而不能，且並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或歸於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

此時的楊度並不知道，他剛才話裏所擔憂的事情，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年輕人，已經親眼見識過了。楊度也不知道，正是他在這個時代的遠見，改變了眼前的年輕人受後世填鴨式教育所形成的對他的偏見。

“先生曾言，今日之中國，欲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而此君主，則非中國三代以後之君主也。”楊朔銘說道，“而必有此等君主，才有去‘父母政府’思想之民。”

“不錯。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則國可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而謀國者難莫難於立憲之初，易莫易於立憲之後。初立憲時，官吏犯於故習，士民憚於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於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瞬息千裏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後，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而欲求立憲，先非求君主不可。”

“法美兩國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中國於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怎麽就不行呢？”黃韻芝聽了楊度的話，問道，“為什麽非要改共和而變君主呢？”

“試問夫人，法美兩國民眾，有舉兵以爭大總統的事情嗎？”楊度笑了笑，反問道，“我想夫人知道，沒有。我還想問夫人，為什麽法美兩國民眾沒有的事，而我國卻有呢？這是不是證明了我和瀚之說的，中國民眾在這方面，是不及美法民眾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