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蕃志》譯注：一項跨國工程（第2/3頁）

這樣一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完成後，出版卻成了問題。柔克義和夏德希望這本書能以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特別是專家的面前，因為只有這樣才便於人們判斷和檢驗他們翻譯和注解的正確與否。可是當時美國國內沒有一家出版社能夠排印漢字，他們不得不在別的地方想辦法，作為駐俄大使的柔克義最終找到了聖彼得堡的皇家科學院印刷所，全書於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後不久，柔克義離開了俄羅斯，出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

譯本出版時在標題上做了一些改變，為的是讓西方讀者更為一目了然，其英文標題為Chau Ju-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趙汝適：他關於12和13世紀中國和阿拉伯貿易的著作，名為〈諸蕃志〉》）。兩位漢學家對這樣一本專業性很強的書之讀者反應沒有抱過高的期望，覺得頂多只會在漢學研究的小圈子裏產生一些影響，沒想到結果卻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周末書評版用了近一版的篇幅來介紹這本書的內容，給予兩位譯者以非常高的評價，在談到柔克義時，文章指出，“他是憑借業務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為駐外大使的，這可以算是美國國務院有史以來第一遭”。這裏顯然不無調侃的味道，但只限於美國政治。就柔克義而言，他完全夠得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個古老的標準。

這部集翻譯與研究於一體的重要著作出版後，很快也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關注。1930年代，著名中外關系史學者馮承鈞在為《諸蕃志》進行校注時就大量吸收了這本書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民元德國學者Friedrich Hirth與美國學者W.W.Rockhill曾將是編迻譯，並為注釋，……博采西方撰述，注釋頗為豐贍，然亦不乏訛誤，今采其精華，正其訛誤，補其闕佚，凡標明譯注者，或是全錄其文，或是節取其說，間有其說創自譯注，而在本書中變更抑補充者，則不標譯注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訛誤，不願他人負己責也，計所采譯注之文十之五六，余則采近二十余年諸家考證之成績，間亦自出新說者，然無多也。”所謂“近二十余年諸家考證之成績”，主要是指法國大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對南海史地的研究。試舉兩例以明之。《諸蕃志》原文記弼琶啰國一種野獸道：“獸名徂蠟，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後低三尺，頸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後的注是這樣寫的：“譯注，按giraffe波斯語名zurnapa，阿剌壁語名zarafa，《瀛涯勝覽》阿丹（Aden）條名麒麟，蓋Somali語giri之對音，《星槎勝覽》天方（Mekka）條名祖剌法，則為此徂蠟之同名異譯，並本阿剌壁語。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一二七至一三一頁，最古之著錄見《續博物志》卷十，‘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駝牛，皮似豹，蹄類牛，無峰，頸長九尺，身高一丈余’。此經伯希和檢出。”這種野獸就是我們今天通常說的長頸鹿。又《諸蕃志》中記錄了一個“城方一千余裏”的茶弼沙國，對此馮承鈞寫道：“譯注，此茶弼沙顯為阿剌壁人故事相傳西方日沒之Djabulsa, Djabirso, Djaborso城，《三才圖會》有茶弼沙人禮拜日沒之圖。伯希和說，茶弼沙並見記《古滇說》，《島夷志略》卷末著錄，參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九卷六六三頁。”伯希和是馮承鈞留學法國時的老師，他的很多研究“四裔之學”的重要成果都被馮承鈞陸續譯成了中文，其中一些收入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正續四編之中。馮承鈞除法文外，還通曉英文、梵文、蒙古文、吐火羅文等多種文字，著譯等身，是民國時代首屈一指的中外交通史專家。他的作品解放後不斷地被重印，其中《諸蕃志校注》有中華書局1956年的新版本。

中外關系史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研究領域，需要掌握中文和多種外文資料才能做好。在柔克義、夏德之前，中國古代學者如李調元也曾給《諸蕃志》做過注釋，但由於條件所限，只能在中國文獻內部做文章，難以深入。近代以來，德、美、法等國學者的加入使外文文獻的佐證作用大大地彰顯出來，補充了中國學者的不足。馮承鈞的貢獻主要不在於發掘更多的新材料，而是利用自己過人的中外文能力將前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和整合，與時俱進，踵事增華，使《諸蕃志》的注釋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水平。也正是在他的手中，這項跨國工程獲得了堪稱完美的結局。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條雲：“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鑒》、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為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所言極是。而從現在的情形看去，有些書簡直非多國多人聯手合作為之不可。地球是個村子，有不少事情須結為互助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