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蔔德的文字之交（第2/2頁）

蔔德認為錢玄同的說法站不住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很多事，《左傳》、《國語》都有記載，兩相符合”，為此蔔德舉了6個例子：（1）有神降於虢；（2）重耳（後為晉文公）遊歷諸國；（3）晉文公分曹地；（4）秦軍過周伐鄭；（5）楚共王之卒及謚；（6）晉平公疾。如果是一本書一分為二，怎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另外，有些事情雖然《左傳》、《國語》都有記載，但字句、觀念上都不同，蔔德認為這只能說明兩書作者所依據的原始史料之不同，這也可以說明兩書不可能源自同一本書。

蔔德的論文就其本身來看，是很有價值的，而更有價值和意義的是，他直接參與了當時中國國內學術界的討論，並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漢學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蔔德的論文能發表在《燕京學報》上，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榮譽，因為能在這份高水平刊物上發文章的都是當時中國的一流學者，在《燕京學報》16期上我們看到，在蔔德的前後，是夏承燾、向達、張東蓀等人的大作。

十多年後，顧頡剛仍然沒有忘記蔔德和他的這篇論文。1947年顧頡剛出版了《當代中國史學》一書，在論述古書年代考訂的一節中他寫道：“除了《尚書》以外，比較地為中外學者所深切注意的，便是《左傳》和《國語》的著作時代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已為晚清今文家所提出而沒有解決的。國外學者對於這問題有研究的要算高本漢了，他著有《左傳真偽考》，從文法上證明《左傳》非魯人作，而《左傳》與《國語》確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決非一人之作品。此外蔔德著有《左傳與國語》一文，由二書的引《詩》多寡上及用‘帝’與‘上帝’的多寡上，證明二書原非一物。國內學者對此問題作考論的很多，馮沅君、童書業、孫海波、楊向奎諸先生對此問題都曾作比較研究。……關於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定論，總之，《左傳》和《國語》二書決非春秋時代的作品，是可以無疑的了。”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出版後很快成為一部名著，它全面總結了百年（1845—1945）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其中直接提到的外國人不多，且多是日本老牌漢學家，蔔德是極少數西方學者之一，這對於一個年輕的漢學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無上的榮譽。

顧頡剛在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他的一大貢獻就在於創造性地使用純粹語言學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古籍的校釋、考證和年代等問題。他的《左傳真偽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一文最初發表於1926年的《哥德堡大學年刊》上，1927年由陸侃如翻譯成中文於該年10月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胡適曾專門為該譯本撰寫序言——《〈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可見中國學者對此文以及高本漢研究方法的重視。高本漢在這篇文章中從語言的角度比較了《左傳》和《國語》，指出它們在文法上雖然有不少接近之處，但存在一個重要差異：凡用作“像”的意思，《左傳》全用“如”，而《國語》則既用“如”，又用“若”。蔔德在語言層面對《左傳》和《國語》的比較並指出兩者的差異顯然是受到了高本漢的啟發，並繼續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顧頡剛一生提攜後進無數，但似乎對蔔德格外獎掖。他修改蔔德的文章雖然只用了一天時間，但在這個美國年輕人身上所感受到的“吾道不孤”一定是異常強烈的，對於一位學術大師來說，還有什麽能比這個更加難忘呢。

原載2013年6月12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