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早期的中國研究（第2/2頁）

普大的中國研究自1930年代起一直隸屬於東方學系，隨著學科和人員的擴大，1969年東方學系一分為二，成立近東學系和東亞學系，中國研究作為東亞學系的主導學科，終於獲得了自己應有的位置。

中國研究的基礎是漢語教學，普大人不僅研究做得好，基礎教學也搞得有聲有色，遠近聞名。牟復禮在哈佛時就打下了很好的漢語基礎，當時主持中文教學的是趙元任，使用的是趙專門為這批軍事學員編寫的教材《國語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復禮到了普大以後就把趙元任的教材和教學法移植了過來，但這套體系由於太復雜不久就被放棄了。1959年陳大端全面接手漢語教學工作後，開始探索一種更為簡便有效的教學體系，並編寫出了包括《中文入門》（Chinese Primer）在內的一系列教材。他始終堅持把中文作為一種活用的語言，而不僅僅是書面語進行教授，所以他教出來的學生個個口語流利，讓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又羨又妒。

1960年代卡耐基基金會將漢語等幾種戰略性語言培訓的項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於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礎。這個項目帶來了美國其他高校對中國有興趣的本科生，他們在普大不僅得到了為期一年的密集語言培訓，還獲得了一些基礎的專業知識。培訓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羅茲曼（Gilbert Rozman）。他參加完1963—1964年度的培訓後又回到了自己的學校，但畢業後毫不猶豫地選擇到普大讀研究生，他後來在社會學方面成就卓著，所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書有中文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除了為期一年的培訓外，牟復禮和陳大端還於1966年開辦了暑期中文培訓項目。項目采用的還是普大中文教學一貫的三原則：大量的口語訓練，通過口語教授閱讀，通過白話文教授古漢語。這一項目在普大一直辦到1993年，後移師北京，始終備受美國學生青睞，幾乎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著名品牌。

面對這些成功，普大人並不滿足，他們不僅要教好漢語，還要對漢語本體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且要把兩者結合起來，為此普大人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於1966年建立了“中國語言學項目”（Chinese Lingustics Project）。這一項目通過舉辦講座、研討會，出版教材和論文集等多種形式大大推動了本學科的發展。在項目早期，趙元任、李方桂、梅祖麟等著名語言學家都曾積極參與，1967—1972年還不定期地出版名為《麒麟》的學術通訊。這一至今仍很活躍的項目使普大一直引領著美國漢語研究的潮流。

只要說到普大的中國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書，後者的名氣也許還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書就是舉世聞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約10萬冊。這批珍貴的文獻於1937年落戶普大，並最終於1948年正式歸屬普大。普大人當然不能只守著寶藏而不去開采，對於早期的學者們來說，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說服校方發展中國研究最好和最大的理由。

這樣的特藏當然必須請專家來管理。1950—1952年旅居美國的胡適曾擔任過葛思德圖書館的館長。胡適雖然當館長的時間不長，但對普大很有感情，後來曾把私藏的全套偽滿本《清實錄》贈送給了普大。胡適離開後，館長一職由童世綱接替，一直擔任到1977年退休。童是圖書館學系科班出身，來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學社從事圖書館工作。憑借豐富的知識經驗和高度的工作熱情，童在25年的任期內大大擴充了普大的中文藏書，使其總量僅次於國會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在擴充的過程中，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擺在了優先的位置，這當然和牟復禮個人的研究興趣有一定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他1970年代開始組織劍橋中國明代史的寫作，需要圖書資料作為堅強後盾。明史卷出版後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普大豐富的明史資料可謂功不可沒。

葛思德圖書館藏書中大有來頭的為數不少，是研究東亞印刷文化和書籍史的絕好材料，普大學人一直想創辦一份以此為對象的刊物，這一願望最終落實為《葛思德圖書館館刊》（Gest Library Journal，後改名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第一期於1986年冬問世。這份刊物作為普大早期中國研究的一部分，是絕不能被忽略的。

原載2013年1月2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