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慕義與《古史辨》

古史辨運動導源於1920年胡適與顧頡剛關於整理歷代辨偽著作的往返通信，最初公開發表的文字是1923年顧頡剛與錢玄同在《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志》上的一系列有關古史的討論。此後劉掞藜、胡堇人、丁文江、柳詒徵、魏建功、容庚等紛紛加入了討論，有關文本後於1926年由顧頡剛編輯為《古史辨》第一冊出版，立刻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冊，成為現代中國史學研究最引人矚目的成果之一。

《古史辨》第一冊正文分為上中下三編，大致按照時間順序收錄了古史辨派學者的信件、論文以及與反對派的辯論文字。上編起1920年11月，訖1923年2月；中編起1923年2月，訖1924年2月；下編起1923年5月，訖1926年1月。在正文之前有顧頡剛6萬字的長篇自序，不僅詳細記述了顧本人從事疑古辨偽活動的整個過程，也充分展示了古史辨派作為一個新學術派別誕生與成長的全貌。

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是《古史辨》第一冊中最震撼人心的觀點。按照顧頡剛本人的解釋，“層累”說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根據他的分析，諸如“盤古開天辟地”、“三皇五帝”等都是後人的附會，而絕不是可靠的歷史。

古史辨運動在影響國內學術的同時，也開始向海外傳播。據筆者的初步研究，最早的海外傳播者是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W.Hummel，1884—1975）。1924—1927年，恒慕義在北京工作和進修了三年，和顧頡剛等學者有很密切的交往。《古史辨》第一冊是1926年6月11日出版的，同年11月恒慕義就在《中國科學美術雜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5卷第5期上撰文予以介紹。

1929年，恒慕義又在《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再次撰文，介紹古史辨運動。在這篇題為《中國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的文章中，恒慕義指出，中國“最近的史學運動一個特色就是，寧可以懷疑的態度，不可以相信的態度來審視那些備受尊崇的最古的經典”。而在這場“疑古”運動中，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第一冊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對此恒慕義有如下的介紹：“我們可以意料得到，最先要求研究的是那些堆積最為深厚也是最可疑的古代傳說，也就是說，關於中國起源的問題。1923年的《努力周刊》上面，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次論辯，主持這次論辯的人是顧頡剛，他是胡適博士的學生。那時顧先生只有31歲，從未曾出洋留學，可是他一方面接受了本國學術界的最好遺教，另一方面又學會了西洋的種種方法，所以能用最嚴格的科學精神來主持這次論辯。這些辯論都於1926年收入了著名的《古史辨》一書中。……我們如果要舉一個好例來說明現代中國的史學批評，並要紀念中國過去十年中的‘新文化運動’，實在應該把這一本書譯成英文。”對於顧頡剛的核心觀點——“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恒慕義在文中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書經》的前四篇，一般學者向來認作中國最古的殘篇斷簡，以為至遲作成於公元前23世紀，顧頡剛現在深信它們只是公元前5—4世紀時專憑揣想而創造出來的。他深信通常所謂‘模範帝王的傳說’發生在春秋時代，它的起源是那時代的哲學家，如孔子、墨翟、孟子等所抱的一種熱心的期望，他們想用道德代替戰爭來解決那個時代種種紛擾不安的糾紛。……又那時候缺少文字的記錄，恰使人容易專憑猜想，而不是勤勤懇懇地尋求事實，來填滿歷史裏面的缺陷；這正像秦朝焚毀書籍，恰為漢朝人制造偽書提供了極好機會一樣。現在顧先生和其他學者的研究可以剝去我們以前有關古代中國的各種概念的堆積。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大禹，不過是最早的文獻——《書經》所講到的‘模範帝王’之一。漢族似在開始遷移到長江以南一帶地方的時候，也就是說，差不多在公元前九百年光景，遇到這種關於禹的傳說；禹的崇拜現在浙江還很通行，據說禹陵就在那裏。至於堯舜，他們的傳說在紀年的序次上面雖是較早，但實際上在歷史裏面出現的時代倒反較遲，似在孔子之後幾年。這可以說明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詩經》和《書經》除去後人偽造的幾篇東西之外，並未講到堯舜。同樣，在紀年的序次上面還有更早的神農，但他的被人知道，實在《孟子》講到他之後；至於黃帝，是直到秦朝才出現的；中國的始祖盤古則在漢朝以前簡直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