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慕義與《古史辨》（第2/3頁）

《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恒慕義立刻認識到了它的巨大價值，因此決心把全書譯成英文，擴大其在海外的影響。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只翻譯了顧頡剛的長篇自序。恒慕義的譯文於1931年作為萊頓大學漢學研究書系（Sinica Leidensia）的第一種在荷蘭出版。在說起自己的動機時，恒慕義在“譯者前言”中寫道：“1926年6月，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出版時，我正在北京，因想將其《自序》譯成英文。讀了第一冊使我覺得它是現代中國學者的工作及態度最好的介紹。中國文化革新的各大問題，西洋科學方法的運用，以及本國固有成績的繼續，無不敘述盡致。同年10月間，胡適博士做了一篇長評，說它‘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說至少這篇自序應譯成英文。因為這篇不僅是一位中國史家的自述，也是對過去30年來風行中國的思潮最好的評述。到現在還沒有人做這個工作，所以我得到顧先生的同意著手譯出。本想和1920—1925年間文學革命諸領袖的文章、書劄合成一書，但自序頗長，又是完整的作品，遂單印了。”

顧頡剛的自序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從文體上來看也別具一格，特別是和西方的同類作品進行比較更是如此。恒慕義在“譯者前言”中指出：“自序這一類的文章，英文沒有相當的名詞。自序就是作者自述其家世、教育及其知識之發展，使讀者容易明白他思想的來源及其工作的緣由。誠然，我們的博士論文也附有關於作者個人生活的敘述，但是太正經簡略了，一點兒沒有生氣。我們還有無數的日記、自傳，但是都不像中國人的自序，目的在於說明作品產生的原因。”胡適在評論《古史辨》第一冊時也指出了顧頡剛自序的文學價值：“這篇六萬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傳，是中國文學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自傳。”（《現代評論》1926年9月4日刊）以前人寫的自序，無論是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王充的《論衡·自紀篇》，還是劉知幾的《史通·自敘》都比較短，不像顧頡剛的自序這樣洋洋灑灑，內容豐富。著名漢學家施賴奧克（J.K.Shryock）在讀了恒譯後寫下了這樣的評論：“《自序》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作者的教育背景，如果一個美國人想要了解中國人的思想，這一部分是必須仔細閱讀的。接下來的部分描述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在文化和價值觀念急劇轉型時期的思想鬥爭，引起鬥爭的原因有時也許很簡單，但反映出來的問題卻是真實而生動的。顧先生在文章中還提供了有關中國民俗和宗教的大量信息。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傳統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在突然面對西學時的仿徨和轉向。讀了這篇長文後，我感覺我對顧先生的了解要超過我對不少美國朋友的了解。”（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2年第1期）

恒慕義的翻譯工作是1927年返回美國後完成的，但想法則是在北京期間就早已形成了。在北京的三年中恒慕義和顧頡剛有比較密切的交往。從《顧頡剛日記》中我們能找到不少證據。除了日常的拜訪、吃飯、閑談之外，還有1926年7月12日的代讀論文：“到華文學校，備演講質詢。……余前作《秦漢統一的由來及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一文，承恒慕義先生完全譯出，代予誦之。予往，備聽者質詢耳。”華文學校是當時為來華的英美人士提供漢語培訓的專門學校，恒慕義是該校的歷史教員，負責用英文教授中國歷史，同時自己進修中文。

不難想象，恒、顧兩人交往中的一個重要話題就是《古史辨》，關於自序的翻譯，《顧頡剛日記》中有多處記載，值得全部轉錄：

1926年7月13日：恒慕義先生欲以英文為余譯《古史辨》序，日來又為余譯《秦漢統一》一文，西洋人方面亦漸知予矣。

1928年1月28日：芝生（按即馮友蘭）來信，謂恒慕義君回美國後，擬將《古史辨》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

1928年2月1日：與恒慕義書，勸其節譯《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為歐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

1932年10月17日：德坤（按即鄭德坤，燕京大學學生）來，看其所譯恒譯《古史辨自序》之序。

1934年1月30日：聞劉毓才君言，印度Rahkit君讀恒慕義所譯之《古史辨自序》，欲作一文介紹於印度學界。

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知道，顧頡剛曾就《自序》的翻譯給恒慕義寫過信，但這些信件均沒有收入已經出版的《顧頡剛書信集》（中華書局2011年版），估計在多次動蕩中已經丟失，這是十分可惜的，否則我們可以知道兩人交往的更多細節。從上述抄錄的日記中我們看到，顧頡剛在1928年2月1日的信中勸恒慕義“節譯《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為歐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這應該也是後來恒只翻譯顧頡剛自序，而不是整個《古史辨》第一冊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