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早期的中國研究

位於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的一所著名學府，近年來多次在美國大學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普大的中國研究雖然很難說是全美第一，但無疑是實力雄厚的重鎮，與整個學校的水準相一致。普大今日的成就離不開以往一代代學人的努力，就中國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普大的漢語教學開始於1930年代，第一位老師是Robert K.Reischauer，其兄是日後以研究日本著稱的賴紹華（Edwin O.Reischauer）。Robert本人對日本也頗有研究，但不幸早亡。1937年夏天他在上海旅行時正值日本侵華，在一次中日沖突中被誤傷致死。接替他位置的是饒大衛（David N.Rowe），饒本科畢業於普大，後來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但在母校教了幾年後就跳槽去了耶魯大學。此後由於二戰以及其他原因，普大始終沒有一位在崗的全職中文教師，直到1956年秋牟復禮（Frederick W.Mote，1922—2005）的到來才結束了這一局面。

牟復禮與中國結緣很大程度是由於二戰。1942年底，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20歲的牟復禮離開剛剛上了一年的大學，應征入伍。當時美國軍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選中派到哈佛大學接受了為期一年的培訓。1945到1946年他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中情局前身）官員在中國工作了一年，這一年當中不僅在昆明、上海、北平和國民黨打過交道，而且也在獻縣、張家口和共產黨有過接觸。戰爭結束後牟本來可以去哈佛繼續學習，但是他選擇了位於南京的金陵大學，並於1948年獲得了學士學位。返回美國後他於1954年獲得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學位，逐步成為一位明史專家。從1956年加盟普林斯頓大學到1987年退休，牟氏一直是推動普大中文教學和研究的關鍵人物，地位堪比哈佛的費正清。

在饒大衛和牟復禮一去一來的十幾年間，普大的中國研究也沒有完全停頓，這得力於三位學者的努力。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專家，但在1930年代開始對中國發生興趣，並無師自通地研究起中國繪畫史，從此直到1960年退休，一直堅持同時教授意大利和中國繪畫史。Rowley教授在中國繪畫史方面只培養過一位博士生，但此人十分了得，足以以一當十，他就是後來美術史界無人不知的方聞（1958年畢業後一直執教於普大藝術與建築學系，1992年當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第二位是政治學系的William W.Lockwood，他生於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所以從小就能說一些漢語。Lockwood二戰前夕進入政治學系工作，二戰中被借調到美國空軍，戰後回到普林斯頓繼續執教。他所開設的有關東亞政治的課程涉及近代中國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問題，一直作為了解東亞的入門課而深受學生的歡迎。第三位學者是Marion J.Levy, 1947年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執教於普大社會學系，他的博士論文《現代中國的家庭革命》於兩年後出版。不難想見，Levy的到來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與中國有關課程的專家。

三駕馬車的工作雖然不無成效，但畢竟有限。牟復禮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復常規的漢語教學，並使之成為一門學分課程。牟復禮來普大之前，漢語一直是根據學生的要求來開設，而每年有這樣要求的也就是2—3名學生，由於不算學分，這三三兩兩的學生往往滿足於一知半解，缺乏繼續鉆研的勁頭。在漢語教學正規化以後，牟復禮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學體系。經過幾年的努力，這一體系推出了首批畢業生，雖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2人（1967年），但無疑建立了一個重要的起點。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陳學霖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元史專家。

一個好漢三個幫，牟復禮來普大後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進人指標，牟向同事推薦了陳大端。陳當時在印第安納大學撰寫有關清史的博士論文並且同時教授漢語，此前曾長期在北京生活學習，會講標準的普通話。這些條件都很理想，陳大端順利地通過了考核並於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報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薦陳的時候並沒有避諱他和陳的一層特殊關系：金陵大學時代的同學。這樣一層關系顯然比光看履歷和面試更能深入地了解一個人，牟復禮“舉賢不避親”產生了好的效果，此後的事實證明陳不僅科研能力很強，同時也是一位難得的漢語教學高手。

在陳大端之後，又有幾位高手被引進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補了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師出高徒，日後以研究明清小說特別是“奇書文體”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Plaks）就出自高門。浦氏於1973年博士畢業後就留在了老師身邊。1965年劉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來則使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