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舊重逢驚歲月，暫時談宴亦心開。”為紀念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的一次同學會，海外知名的校讎學大家王叔岷題了這首小詩。“栗峰”一詞，是指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辦事處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的栗峰山莊，他們在那裏完成學業。“驚歲月”是因海峽阻隔，當年同學一別重逢竟用了四十五年。可堪告慰的是聚會者任繼愈、張政烺、馬學良等，分別在哲學、史學、語言學等領域，已卓然大家，著作等身。此次聚會，還有一段花絮：王叔岷想去看看夢寐已久的北大校園，當驅車來到北大，“抵校門，有衛兵把守，遂不願進入，攝影而去”。他嘆道：“岷為北大生，未進入北大校門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1山坳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只是不為史載，亦鮮為人知。

北大文科研究所自1918年草創，那時的名稱叫北京大學國文門（此外還有英文門和哲學門），導師有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陳漢章、田北湖、黃侃、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學生有傅斯年、馮友蘭、範文瀾、陳鐘凡、孫本文、顧名、袁振英、崔龍文約四十人。此階段辦學的主要形式是集會（講演會、討論會）、辦刊、調查，既似英美現代高校的Seminar（研討班），又有中國傳統書院的意味。

1991年原栗峰書院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同學會上，王叔岷（左）、任繼愈（右）合影。

1921年1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委員有顧孟余、沈兼士、李大釗、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研究的範圍包括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及考古學等五大類，並以此建立了五個研究室。此時的導師有沈兼士、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胡適、陳獨秀、陳萬裏、林語堂、馬衡、顧頡剛、常維鈞、單不庵等，可謂盛極一時；學生有魏建功、羅庸、張煦、鄭天挺、容庚、馮淑蘭、董作賓、李正奮等三十二人，盡皆一時之選。

1932年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主持北大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經他提議，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為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簡稱“北大文研所”）。北大校長蔣夢麟把胡適與傅斯年，視為治校的兩位高參。他說，“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那時，中研院史語所辦公地在北平北海靜心齋。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回到母校兼任教授，在文研所開課，科目有“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等。他講授“史學方法導論”，介紹中國及歐洲的史學觀點、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講授“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此科所講，大致以近年考古學在中國古代史範圍中所貢獻者為限，並以新獲知識與經典遺文比核，如地理與歷史、古代部落與種姓、封建、東夷、考古學上之夏、周與西土、春秋戰國間社會之變更、戰國之大統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國、秦漢大統一之因素”等。傅斯年的汪洋恣肆，讓北大學生大開眼界。他對北大的另一貢獻是推薦了一批史語所的研究員到北大兼任教授。他怕影響所裏工作，只允準了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李方桂、董作賓、勞榦等幾位。涉足北大，傅斯年暗藏心思：為史語所選才。時在北大讀書的鄧廣銘回憶：“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諸先生都在北大講課，想發現選拔人才。後來，北大畢業生到史學語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學中就有胡厚宣、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等人。”此外還有何茲全、全漢升、逯欽立等。而今這都是些響當當的名字。

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籌組“臨時大學”。不久，長沙遭轟炸，學校再遷昆明，經傅斯年建議，北大、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大”。昆明復校，按西南聯大的規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設，導師、研究生均各自負責。1939年5月，經傅斯年提議，北大文科研究所決定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後再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錄取入學後由政府按月發給助學金。

所址設在史語所原租用的靛花巷3號一幢三層樓的宿舍。所長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長是北大史學教授鄭天挺。文研所設有語言、文字、文學、哲學、史學等組，語言組導師有羅常培、李方桂、丁聲樹、魏建功等，文字組導師由唐蘭擔任，文學組導師有羅庸、楊振聲等，哲學組導師有湯用彤，史學組導師有陳寅恪、姚從吾、向達、鄭天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