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幾點補充看

蘇聯國家體系迅速解體的前奏是蘇共思想理論的崩潰和蘇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後，蘇聯作為新的社會模式和意識形態國家已經不可能存在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絕不僅僅是作為觀念體系、道德要求和行為方式的標準而紮根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意識形態不僅被事實所證明，而且還形成了國家政權體系和社會經濟模式。國家經濟和政治領導中的高度中央集權也是出自這種思想理論，列寧正是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國家政權體制。企業全面徹底的國有化和否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也是意識形態的要求，這早就寫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民主、多元化、多黨制、新聞自由的批判也同樣源自於這種意識形態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此，已經形成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蘇聯的解體必然會導致原有的國家體系和經濟模式的瓦解。如果蘇共在1928~1933年不放棄"新經濟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復這一政策的話，那麽這個過程也許進行得更平穩、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這種轉變的時機還沒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無論是從時機，還是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資源來說，這種變革已經不可能了。

過去從形式和內容上都頗為教條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並不表明社會主義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新的、更合理的人類社會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形式。在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闡述中蘊涵著科學的元素和對未來的美好信念，它不僅反映了客觀現實，而且體現了人類的願望和追求。社會主義為人類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僅滿足人類有限的物質需求，同時也保障了人類無限的精神需求。而這些願望在蘇聯都未完成，蘇聯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質需求更為貧乏、更為不足。這甚至在社會主義支持者內都引起了不滿，這從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中可以體現出來，而在國家政權機構中，也出現了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然而這些人缺乏足夠的力量和時間來改革體制，與建立以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新的觀念和體系相比，打破過去陳舊的教條、模式和觀念的過程要快得多。在開始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政策之初，戈爾巴喬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萬的冤魂就藏在克裏姆林宮的保險箱和櫃子中。對於阿富汗戰爭、1939年簽署的秘密條約、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等問題，以及過去年代的其他眾多事件和決議，人們始終沒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釋。戈爾巴喬夫不知如何向全國及整個世界解釋1940年在卡廷森林槍斃波蘭軍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釋蘇聯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許多不合理的強硬政策和行動呢？取消對新聞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發了批判浪潮，這股浪潮反對蘇聯國家和蘇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對蘇共的意識形態。蘇共沒有準備、也沒有能力進行反擊和承擔責任，這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制度的合法性產生了普遍質疑，而這種制度正是建立在蘇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權力的基礎之上。蘇聯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了"蘇共的統治和領導地位"，而此時要求取消這一條款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要求是論據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憲法第六條之後，蘇共仍無法控制國家政權。蘇共有龐大的資源和財富，但卻在人民群眾中喪失了應有的支持和權威。

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不僅阻礙了國內健康的民主力量的發展，而且與這一思想相關的行動方針和指南也助長了黨和國家統治階層的不良習氣，包括貪汙腐敗、濫用職權、許多地方高層領導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幾十年的過程中，在蘇共內部統治階層的貪汙腐化現象日趨嚴重。80年代，蘇共領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已不是社會主義的狂熱支持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蘇共及其思想理論瓦解的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教條主義和蘇共幹部隊伍的普遍腐化使這個黨喪失了抵抗力。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還很強大和享有權威的時候，蘇共也相應地成為具有權威的黨，因為只有蘇共才是這一思想理論的保衛者和診釋者。隨著這一思想體系逐漸喪失它的權威，蘇共也隨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了，這使表面看似強大的蘇共陷人了困境。

在蘇聯不僅有執政的共產黨，還存在著復雜的國家機關系統、經濟管理部門、通訊和信息部門、強力系統、外交部門等等，所有這些系統擔負著管理國家的事務、社會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責任。然而這些機構之間都是通過黨組織機關來進行相互聯系和協調的，黨組織機關具有監督和最終決定的權力。於是就形成了黨委書記制度，這類似於國內戰爭期間紅軍中建立的政委制度。當然，各部委可以在沒有蘇共的幹預下管理自己的部門，但這指的是只是處理日常事務，因為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的所有原則性決定都是由蘇共中央決定。出版社可以不經過電話請示或者蘇共中央的批準而發行書刊，但印刷廠有權拒絕印刷那些未經新聞檢察官蓋章的手稿，而新聞檢察官則隸屬於黨的各級機關。許多外國觀察家認為，意識形態和黨在蘇聯社會這個復雜的體系中簡直是可有可無，甚至是多余的，其中一位西方學者曾經這樣表達自己的不解："共產黨員在蘇聯社會中已經享有特權的領導階層，他們對於感興趣的是如何延長他們已經解決不了的危機。對於行政管理和經濟調控來說，蘇共都是多余的，但是無所作為的蘇共卻在領導著所有這些部門的工作。"這是非常膚淺和錯誤的論斷。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運轉不可能沒有政治領導和社會監控，但在最近幾十年中，蘇聯的政治領導更多的是阻礙了、而不是推動了經濟和文化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