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6 戈爾巴喬夫的作用（第4/7頁）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倫多市一所大學的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學家舉行了一場獨特的"腦力沖鋒"，主題就是探討戈爾巴喬夫政治失敗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錯誤地安排工作的重點。多倫多的學者在總結分析中指出："戈爾巴喬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間，他的經濟政策帶有傳統的計劃經濟特點。盡管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他仍堅持老生常談的宏觀經濟戰略，即將所有的資源都用來進行技術現代化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機械制造、化工、電子工業、能源設施建設等重工業部門仍發揮關鍵性作用。後來實行的'半公開性'進程並未達到與人民對話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們對官僚主義的厭惡。戈爾巴喬夫執政五年的後果已經顯現出來，他拉開了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距離，使黨和政府陷人癱瘓狀態，使黨的先鋒隊體制處於全面危機。後來將用於工業現代化的資源轉向生產日用消費品，但為時已晚，根本無法改變日用消費品嚴重匿乏的局面。戈爾巴喬夫失去了人們對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沒有建立起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和人民的機制。在蘇聯政權體系中，黨一直是'蘇聯'這個大公司的董事會，黨還像是工廠的車間主任和工會的領導。由於戈爾巴喬夫將危機的責任推托到黨內幹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層幹部的極大憤慨，使共產黨的士氣一落千丈。在解決經濟混亂和非市場經濟機制的問題時，如果沒有黨的積極參與，那麽蘇聯經濟只能陷人困境。"我認為這些分析和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分析和結論是在蘇聯解體前一年半的時候提出來的。

"民主改革"操之過急 戈爾巴喬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號的，這顯然過於倉促。與赫魯曉夫一樣，戈爾巴喬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歡心血來潮。他自己甚至從來就沒有十分明確的政治改革綱領。由完全的中央集權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過程，這不僅是大規模的實踐和政治問題，而且也是個科學理論問題。鄧小平提出，在中國建立現代化社會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時間，這是非常現實的做法。

俄羅斯一些極端的愛國者和共產主義學者企圖全盤否定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誕理論著稱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在蘇聯解體之後曾寫道："從戈爾巴喬夫在政治舞台出現一直到現在我都認為，戈爾巴喬夫主義的產生是試圖將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拉回到專制的斯大林主義。戈爾巴喬夫主義的本質在於，他按照自己的意願將生活方式和高層領導所希望的社會進化通過強制性的手段、從上至下地強加給國家和人民。戈爾巴喬夫試圖建立一個脫離黨組織並淩駕於共產黨之上的權力機構，由此便開始了無休止的改革，實際上摧毀了整個國家、經濟、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戈爾巴喬夫要求賦予'總統制'以至高無上的權力，建立一種類似於斯大林的領袖獨裁制的權力體系。"我認為，將戈爾巴喬夫與斯大林的政權目標、性質和體制混為一談是完全錯誤的。我也認為，"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的某些學者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薩普雷金、特魯什科夫和沙巴諾夫等，他們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識地進行的"反對蘇維埃的反革命政變"。這些學者認為："領導這次反革命行動的政治中心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最高領導層，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基層中有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紮羅夫、比克寧和紮格拉金等人。"這一新生的反革命運動的基礎和"摧毀社會主義的沖擊力"正是依靠從事影子經濟的投機者、腐敗的官僚階層、外交部機關、蘇共中央中"從事與西方有關"的國際部門、以個體戶和合資經營者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羅斯人"、大城市中的邊緣階層，以及社會各階層中的無業遊民。此外，反革命運動還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別是礦工，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當高，它還依賴部分從事創作的精英、大眾傳媒機構、各加盟共和國中的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對低收人不滿的工程技術人員等。社會中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強大的反對派，怎麽還能稱為"發達的社會主義"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並沒有企圖進行"反革命政變"和建立某種"超權力"體系，他的目標他自己都不清楚，這些目標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願望，甚至在戈爾巴喬夫的助手中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清晰地描述它們，這是我在1989~1990年與他們多次交談中體會到的。的確，戈爾巴喬夫削弱了黨組織的權力機關，當我被選舉為蘇共中央委員並開始在老廣場的辦公樓裏工作時，黨的各級機關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權力，它們只是隨著慣性在徒勞地工作。蘇聯總統辦公廳同樣沒有任何權力，它只是未被改組，蘇聯最高蘇維埃也沒有實權。戈爾巴喬夫建立的不是"超權力"，而是"無權力"體制，這個權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還沒有任何影響的人物和機構填充了。在任何情況下，這些人當然不是戈爾巴喬夫的人，戈爾巴喬夫帶著困惑觀察著國家和黨內發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問題。1990年夏，蘇聯著名的文化活動家維利切克在《電影藝術》雜志中曾指出："戈爾巴喬夫是否明白，他打開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時，也不自覺地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過，過去那個在沒有自由民主條件下的反自然的權力體系迅速瓦解後，卻沒有進人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社會，反而陷人了到處是毀滅、混亂、為所欲為和充滿挑釁的對立面。是否存在危險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許多社會學家確信，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國家必須經受動蕩和混亂。這些社會學家還認為，剛開始改革時，戈爾巴喬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傾向的黨員思想所束縛，而現在他明白了，事態已經失去了控制，這一切是客觀和合理的，他的歷史使命在於利用一切戰術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證安全。由此產生了一種怪論，似乎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認為，這是用謊言編織的神話，戈爾巴喬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誤，他的改革綱領是不現實的中派主義和妥協的，是模棱兩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爾巴喬夫行動上的優柔寡斷，這一切導致改革喪失時機和主動，產生危險的權力真空、離心傾向和破壞傾向。如果戈爾巴喬夫不把握主動權，那麽他將帶領國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聯邦制國家，而是走向國家的解體、暴民統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權的民族社會主義專制" 據我所知，戈爾巴喬夫不可能具備這種主動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蘇聯解體實際上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