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7 葉利欽與蘇聯的解體

毋庸置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的爭權奪利幾乎是蘇聯解體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解體最後階段的1991年，葉利欽在這場鬥爭中占據了主動。在此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可以比作是一名守衛者，但他卻沒有很好地保護住委托給他的財產，而這個財產卻是極其珍貴的，這就是政權、黨和國家。人的生命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有最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只是虛張聲勢，將手中的武器不時拿出來揮舞幾下，但他卻不敢使用它。戈爾巴喬夫並不認為葉利欽和其他民主派是需要槍斃的危險的敵人。葉利欽是進攻的一方，但他當時並沒有掌握任何兵權，完全是作為政治家在行動，而正是這位政治家取得了勝利，盡管他當時並不很清楚，鬥爭是為了什麽、他最終將把這場鬥爭引向何方。

葉利欽從不否認他是別洛韋日協議的倡導者，但他從不認為自己對蘇聯的問題和蘇聯的滅亡負有任何責任。他總是強調，在白俄羅斯維斯庫利簽署協議的各國領導人只是確認了蘇聯滅亡這個事實。按照葉利欽的說法，蘇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在當時就已經不復存在了。葉利欽一直將蘇聯滅亡的責任推到"蘇共的保守派"和戈爾巴喬夫的身上。同時，葉利欽從未對蘇聯和蘇共的解體表示過遺憾和惋惜之情，對於他來說，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體制並不值得他去捍衛和堅持。葉利欽從不掩飾他對權力的欲望，而我認為這種欲望是非理性的，這也正是我始終反對葉利欽的原因，我自從在莫斯科市哈拉紹夫斯基區開展競選蘇聯人民代表活動以來就一直反對葉利欽。

葉利欽反對戈爾巴喬夫的鬥爭在最初幾年只限於蘇共黨內，在1986~1987年間，這場鬥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葉利欽及其支持者反對利加喬夫和"保守派"的鬥爭。戈爾巴喬夫同樣也受到來自黨內"保守派"的壓力，因此他盡管保留了葉利欽的高級領導職務和蘇共中央委員的地位，但是他仍對葉利欽說："我不會再讓你參與到政治中來。"而葉利欽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來，這時新一輪的社會浪潮已風起雲湧。但在1990年5~6月之前，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對抗仍然像過去一樣只是限於蘇維埃體系的內部。葉利欽按時出席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並經常發言闡述自己的觀點，他當時還主管建設和建築設計委員會的工作。葉利欽在領導跨地區議員團和民主綱領派的工作時，他從不放過戈爾巴喬夫所犯的任何錯誤和失誤，並對其進行攻擊。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盧基揚諾夫，他們都沒有對"葉利欽幫"及其本人開展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政治鬥爭，盡管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戈爾巴喬夫在黨內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消極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時，在老百姓和許多蘇聯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爾巴喬夫的形象就是一個軟弱無能的領導人，他說話滔滔不絕又非常不清晰，他沒有能力采取果斷措施。與戈爾巴喬夫相比，葉利欽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則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領導人，大家認為他是有能力整頓國家秩序，消除貧困，打擊犯罪和濫用職權。葉利欽巧妙地利用民眾的情緒，經常參加各種公開活動和演講，盡管他還沒有形成任何明確的政治和經濟綱領。

1990年3月葉利欽進行了一次帶有宣傳色彩的歐洲之行，目的是介紹自己所寫《葉利欽的自白》一書，該書於1989年在蘇聯出版，後被譯為多種文字。葉利欽訪問了西班牙、意大利、英國等歐洲六國。我5月份正在意大利參加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我在會見記者時，他們提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關於葉利欽的："葉利欽是什麽樣的人和什麽樣的政治家？"西方社會在迎接葉利欽時並沒有表現非常興奮，而對於那些支持戈爾巴喬夫的西方政治家來說，葉利欽顯然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大多數西方政治家普遍認為，葉利欽是個過分粗魯和不可預測的人，葉利欽在俄羅斯越來越高的威望使他們感到不安。有許多關於葉利欽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評性的，比如英國記者約翰·洛伊德這樣寫道："葉利欽的生平經歷讓人感到震驚，讀過他的書會產生這樣的憂慮：蘇聯不可能創造出政治階級。葉利欽說自己反對戈爾巴喬夫，但是在他的書中卻既看不到任何行動綱領、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對國家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葉利欽的惟一武器就是對特權的煽動性的批判，對此問題他講得很好。此外，葉利欽極力標榜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葉利欽未來很可能成為俄聯邦總統，他占據統治地位之後，將朝自己的對手反戈一擊。蘇聯，至少是俄羅斯，可能遲早會有一天落人這個狡詐和虛榮的人的手中，此人對權力充滿了無窮的欲望，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然而他的簡歷並不能使人相信，俄羅斯並不會因為這個人的出現而有所好轉。"約翰·洛伊德發表這番悲觀的推想的時候，葉利欽還只是蘇聯和俄聯邦的人民代表，還只是國家反對派的領導人，並沒有成為整個俄聯邦的領導人。與此同時，美國的觀察家和蘇聯問題專家對葉利欽的政治動向也表現出關注與擔憂，1990年5~6月出版的（共產主義問題》雜志上寫道："很難說清葉利欽屬於哪類人，自尊心極強的他在其擁護者眼中是蘇聯富有活力、果斷、正直的領袖，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傲慢自大、不可預測、善於蠱惑人心，是蘇聯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卻迎合了蘇聯絕大多數老百姓渴望強人領導的心理需求。葉利欽的立場經常變幻不定，相互矛盾。"如果1990年初蘇聯國內沒有形成民主反對派，那麽葉利欽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如果這支反對派不是由像葉利欽這樣的堅強果斷和富有聲望的人來領導，那麽它也不可能與已經衰弱的蘇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對派在我國與其說是運動，還不如說是只在實行公開政策條件下產生的潮流和趨勢，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規模不大的組織和團體，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裏婭·諾沃德沃爾斯卡婭領導的"民主聯盟黨"和由安德烈·薩哈羅夫院士擔任名譽主席的"紀念協會"。1989年春，民主運動依靠獨立的蘇聯人民代表才得以發展壯大起來，這些人占整個蘇聯人民代表總數的不到10%，他們並不是來自社會的最基層，而是一些黨的中層幹部、大學教授、部分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其中較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爾布利斯、阿法納西耶夫、雷諾夫、切爾尼琴科、卡裏亞金、穆拉舍夫、魯緬采夫、斯坦克維奇、斯塔羅沃伊托娃和科羅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這些人加在一起，也無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為的政黨。民主反對派在1990年的選舉運動中依靠200~300名俄聯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擴大了自己的隊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科夫、哈斯布拉托夫、魯茨科伊、沙赫賴、菲拉托夫、亞庫寧和謝科奇欣，然而這些人無論是憑個人的力量、還是聯合起來，都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任。他們中許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們的政治和知識才能遠遠不夠。奧列格·波普佐夫曾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爾巴喬夫60歲時，波普佐夫在總結六年改革成果時指出："應是拋開幻想的時候了，1989年沒有任何一位民主派進人國家領導層，我們的社會根本就沒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盡管在國家政界的高層領導中出現了幾位精明強幹、學識淵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國還屈指可數。類似的情況在俄羅斯人民代表選舉之後也發生過，按照最精確的統計，具有民主傾向的代表還不超過33%，但這卻已讓許多人歇斯底裏地狂喊：'民主勝利了！'他們錯了，並沒有勝利，這只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剛剛出現。幅員遼闊的國家都喜歡誇大其詞，中國有句俗語：'一口吃不下個胖子'。戈爾巴喬夫摧毀了國家的政權體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會力量用政治攻擊在此摧毀過程中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