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解散後的三天（第3/5頁）
對戈爾巴喬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記者朱利葉托·基葉紮曾寫過許多關於戈氏的文章，他曾這樣描述當時發生在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大廳裏的情形：“針鋒相對而又讓人同情的對峙持續了一個半小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擊合法總統的過程，而不是實現總統權力的回歸。戈爾巴喬夫千方百計地試圖證明存在著他與葉利欽的雙重政權，但是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從戈爾巴喬夫回答代表提問時就一步步地煽風點火，但這還只是這場不可思議的、前所未有的鬧劇的開始，這件事的確發人深省。‘您是否認為，在蘇聯應該取消社會主義，解散共產黨，因為它是一個犯罪組織？’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問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這就如同十字軍東征……社會主義是一種信仰，我和你們一樣倡導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無權懷疑這種自由。取消社會主義、解散共產黨是一種空想和迫害###者的行為。’戈爾巴喬夫盡量克制著自己：‘共產黨內有成千上萬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們與叛亂分子混為一談。’然而葉利欽已經簽署了關於停止共產黨活動的命令，並且宣布查封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戈爾巴喬夫此前在大會上發起的‘聯合所有民主力量’的號召和‘不能給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機’的建議已經變成了泡影。勝利者總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頁。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轉移到了老廣場，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眾。在8月22日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莫斯科蘇維埃大會上已經提出了關於取締蘇共和沒收其財產的建議。莫斯科市長加夫裏爾·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進的建議，他不僅要求立即取締共產黨和沒收其所有的資產，而且要“鏟除一切共產主義的毒苗”。為此，他建議禁止出版所有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報紙和雜志，這首先包括《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和《工人論壇》。這不僅僅是口頭說說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發布了關於將莫斯科市黨委和各區黨委的財產國有化的決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領著氣勢洶洶的人群來到了位於新廣場的市委大樓前，人們向大樓的窗戶投擲石塊。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財產，他們還專門叫來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員。但是當時市委已經下班，工作人員也已經離開，所以大樓內的所有房間都是緊鎖的。這次行動的組織者最終決定暫不撬開市委各辦公室的大門和保險櫃，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樓的正門。同一天晚上，與此相鄰的老廣場上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也逃過了被洗劫的厄運。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蘇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員會的大部分工作人員依然堅持上班，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法林、紮索霍夫、謝苗諾娃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樣出現在自己的辦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茲科夫擔任俄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庫普佐夫也堅持在俄共中央委員會大樓中辦公，到這裏上班的還有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普羅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員，因為他們自己的辦公大樓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蘇共中央書記處在副總書記伊瓦什科的領導下召開會議，其中只有巴克拉諾夫和舍寧沒有到場參加。會議通過了關於審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冒險行動的決議，然而這個遲到的決議已經無法發表，因為所有黨報在8月22日至9月4日期間都已停刊，電視台也沒有就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決議作任何報道。 大家等待著最壞情況的降臨。黨委機關的負責人員認真檢查自己辦公室櫃子、桌子和保險櫃中的文件，並銷毀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結局一步步臨近，老廣場和新廣場上仍然聚集著憤怒的人群。當戈爾巴喬夫在“白宮”參加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張布爾布利斯寫給他的小紙條，上面寫道：“蘇共中央正在加緊銷毀文件，總書記應立即下令暫停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盧日科夫已經切斷了電力供應。將有人奉命執行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以及盧日科夫的指令。布爾布利斯。”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在這張紙條上潦草地寫了句批示：“同意。戈爾巴喬夫。1991年8月23日。”幾天之後這個文件的照片復印件被張貼在許多建築物上，見1992年8月27日《獨立報》。正是依照戈爾巴喬夫的這個批示，而並非葉利欽關於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開始了對蘇共中央各大機關的破壞行動。下午3點，由巴卡金和巴蘭尼科夫領導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圍了蘇共中央、俄共中央、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莫斯科市委以及對面的蘇聯克格勃總部大樓。群情激憤的人們越聚越多，很多人認為，一場浩劫已經箭在弦上。但是人們最終並沒有制造災難，關於這一點波波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頗為自豪地寫道：“我與布爾布利斯達成一項協議，他以秘書長的名義簽署一道命令，允許我們占領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整個行動由莫斯科市中央區區長穆濟坎斯基、市政府管理局負責人沙赫諾夫斯基和莫斯科市蘇維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領導。然而蘇共中央有著聯系全國的龐大的通信樞紐，各種地下工事，以及包括核系統在內的所有國防系統。我們與克格勃達成協議，他們離開總部大樓後，將留下來保護各種地下設施。下一步則是考慮如何保障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撤離時的安全問題，當然他們當中可能有人參與了叛亂，但這是偵查機關和法院的事，我們絕不允許出現私自處刑行為。與此同時，不允許有任何文件外流，換句話說，必須進行徹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發生事情的歷史意義。我面前的電視中正在播放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與戈爾巴喬夫會面的報道，而在我旁邊擺著一部電話，不斷傳來老廣場的消息。終於我聽到了一個疲憊而平靜的聲音：‘我們已經占領了蘇共中央，克格勃的警衛人員已經離開，工作人員已被疏散，我們是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接待室中給您打電話。任務已經完成。’我知道，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再不需要對蘇共中央的工作人員采取驅逐行動了。”加夫裏爾·波波夫：《又成為反對派》，莫斯科，1994，第233～234頁。波波夫甚至將這次占領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的行動與1917年的攻克冬宮相提並論，他寫道：“20世紀末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已經完成，社會主義極權制度的試驗已經結束。我作為經濟學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論，這樣的變革遲早會發生。但我不敢相信，這樣的變革卻發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參與下進行的。然而，這一切的的確確發生了。即使以後我不再為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工作，那麽奪取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這一歷史時刻卻以事實證明了我本人、我的整個生命、我的所有苦難、過失以及矛盾……我是作為一名民主戰士參與了這場鬥爭，而不僅僅是作為市長。”加夫裏爾·波波夫：《又成為反對派》，莫斯科，1994，第234、426頁。對於他的這些觀點，許多歷史學家不敢苟同，盡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