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對“8·19”事件的評價
在蘇聯局部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法令從1991年8月19日4時開始生效，期限為6個月。實際上，反恐特別分隊“阿爾法”小組和克格勃、內務部所屬的某些特種部隊，在8月18日就按照克留奇科夫的命令進入高度戒備狀態。8月19日黎明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整個機器進入工作狀態，這一天因此被當成8月事件的第一天。
圍繞著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監禁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保衛“白宮”，以及1991年8月19～21日發生的很多事件，已有大量文獻對此進行記述和評論，這一事件的所有參加者——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爾·梅德韋傑夫、盧基揚諾夫、賴莎·戈爾巴喬娃、沙赫納紮羅夫——幾乎都寫了回憶錄，發表了幾百篇文章和采訪錄，還有不少文件匯編，甚至還出版了幾本與“8·19”事件有關的長篇和中篇小說。除此以外，還有俄羅斯最高檢察院幾百卷調查材料，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專門委員會的詢問記錄。並不是所有內容都能相互吻合，甚至事件的直接見證人對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有出入。很多作者對事件主要人物評價的分歧就更大了。在閱讀這些文獻中，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最常見的有10種觀點。一些人認為，這是戈爾巴喬夫自己設計的。另一些人認為，這是戈爾巴喬夫自己導演的遊戲，但卻意外地讓他的競爭對手葉利欽贏了這場遊戲。正如特裏夫諾夫所說的那樣，自從被人囚禁在福羅斯別墅的戈爾巴喬夫返回莫斯科那一刻起，就開始流傳這樣的說法：戈爾巴喬夫把他從前不敢拉下馬的那些人置於死地了。戈爾巴喬夫十分艱難地踩在平衡政權的繩索上，繩索的一頭是“反動派”，另一頭是聚集在葉利欽周圍的“自由派”， 他完全可以叫“暫停”，把自己關閉在克裏米亞，並且想法兒挑起“正統派”向放蕩不羈的“民主派”開火，然後以民主救世主和消滅一切罪惡的美好形象返回莫斯科。但是，葉利欽卻贏了戈爾巴喬夫和那些參加事變的小卒。《新時代》2001年第33期，第25頁。第三種觀點不同意這種推斷，他們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西方特工的傑作。根納季·久加諾夫證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竭力利用戈爾巴喬夫取締蘇共、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那些人給修正了。所有行動的指揮都來自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滅蘇共，不槍殺蘇聯政權，他們是無法分割、甩賣蘇聯這樣的世界強國，這是西方為消滅蘇共、瓦解蘇聯而精心策劃的重大行動。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還有一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他們與西方特工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為臆造的“事變”結果真的變成國家政變和災難。按照久加諾夫的觀點，這是冷戰的結束性行動，整個行動的領導權就掌握在華盛頓，就在老布什的手中。2001年8月21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當然，此處肯定也不能繞過“猶太復國主義陰謀”學說。作家А普羅漢諾夫寫道：“8月政變，荒誕神秘的三天，這是巨大過程的小片斷，他們勝利了，他們取得了毀滅帝國的勝利，他們把我們從歷史中抹掉了，俄羅斯自古以來竭力追求的一切，在這一瞬間裏就徹底崩潰了。”《20世紀和世界》1991年第11期，第21～22頁。另外一些作家認為所有發生在8月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福於俄羅斯人民的意志，終於使我們擺脫了“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政權。有一個說法認為，特工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另一種說法卻認為軍隊領袖作用最大。還可以聽到這樣的看法，說三天之內的行動主線始終經過黨的機關。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文章，它把8月事件都歸咎於某些人為爭奪政權而進行的最平常不過的鬥爭。《獨立報》總編特列季亞科夫撰文指出：“沒什麽可回憶的，也沒什麽值得興奮的。一夥人身在高層，卻看不見前途的光明，就企圖向後轉；另一夥人看不到自己在舊體制下有什麽前途，就充分利用業已形成的‘大好局面’，試圖將他人從克裏姆林宮頂部推下來。”1996年8月20日《獨立報》。
我們不能僅僅從法律的角度來評價8月事件。誠然，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確違背了國家的很多法律，甚至觸及了蘇聯憲法的一些章節。準備簽訂新的聯盟條約，事實上就是解散蘇聯，這本身就包含著違背蘇聯憲法的很多內容。1990～1991年間通過主權決議的所有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都違背了蘇聯憲法。蘇聯最高蘇維埃法律處每當遇到這種情況，都馬上著手起草決議草案，但沒人理會這些。8月事件所有參加者的行動都超出了蘇聯法律的界限，解決問題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力量和影響的現實對比關系。要知道，蘇聯本身就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一個專制國家，是靠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國家。因此，對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個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是政變、叛亂、篡權、事變，還是背叛祖國，超越自己的政權，還是執行解救偉大國家的神聖職責？克格勃退休少將科沃爾科夫把8月事件稱為“克裏姆林宮的輕歌劇”。維亞切斯拉夫·科沃爾科夫：《克裏姆林宮的輕歌劇》，莫斯科，1997。蘇聯前人民代表阿法納西耶夫認為這起事件是滑稽的訛詐和搶劫。《新時代》2001年第32期，第12頁。匈牙利政治學家阿科什·西拉吉把這一事件比作一場戲劇，而且要求戲劇的組織者要有很強的政治決斷力和導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輕喜劇”的定性，他更傾向於這是一出“解散蘇聯的偉大戲劇”，這出戲是在1991年8月19～21日之間，在它唯一可能的歷史舞台上演出的，這個舞台就是唯一可以解散蘇聯的地點，蘇聯帝國的心臟，集權政權的最神聖之處——莫斯科。《匈牙利子午線》1991年第4期，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