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羅斯和莫斯科

從1991年8月18日開始，時間已經不是按天計算，而是按小時，有時甚至是按分鐘來計算。為了飛往福羅斯，亞佐夫專門調來了裝備得如同作戰指揮所一樣的國防部長專機。巴克拉諾夫、舍寧、博爾金和瓦連尼科夫將飛往福羅斯與戈爾巴喬夫會面，克格勃警衛局局長普列漢諾夫將軍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將軍也登上了這架專機，隨機前往的還有克格勃警衛局和政府通訊局的一些軍官。飛機是在下午2點從莫斯科奇卡洛夫軍用機場升空的，代表團成員在飛機上討論了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可能出現的各種可能，再一次確認了事先已經做出的決定：從代表團進入“霞光”工程那一時刻起，戈爾巴喬夫對外聯絡的所有途徑將全部被切斷。

3個小時以後，蘇聯國防部長的專機降落在別裏別克軍用機場。從機場到福羅斯別墅有60多公裏。16點30分，他們一行趕到了福羅斯別墅。除了普列漢諾夫以外，代表團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沒有來過這個地方。由於是克格勃警衛局局長與代表團一起來的，因此他們在進入戒備森嚴的總統別墅沒有遇到任何麻煩。在斯大林執政的時候，他的衛士長只服從他一個人指揮，但這種做法後來被赫魯曉夫給改了，無論是勃列日涅夫，還是戈爾巴喬夫，都沒有再恢復這個規矩。弗拉基米爾·梅德韋傑夫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寫道：“當局長到來的時候，此處警衛的所有權力都自然轉到他身上，他擁有對任何哨位下達任何命令的權力。表面上看，這沒有任何違規和越權的地方，我作為別墅的警衛負責人，也不了解實情。普列漢諾夫對我說：‘從莫斯科來了一個小組，要見戈爾巴喬夫，你去報告一下……’‘誰來了？談什麽問題？我怎麽報告啊？’——我問，‘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麽事情。’——普列漢諾夫答道。看來普列漢諾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說出了來人的名字：巴克拉諾夫、舍寧、博爾金和瓦連尼科夫，這個名單排除了所有疑問，也使我們放下心來。普列漢諾夫本人也是戈爾巴喬夫信任的人。”弗拉基米爾·梅德韋傑夫：《站在身後的人》，莫斯科，1994，第274～275頁。

戈爾巴喬夫正在休息，身上裹著一件溫暖的睡袍。他因為後背有點痛，當天沒有下海遊泳，但和很多人通了電話，談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聯盟條約簽字儀式上的講話。與戈爾巴喬夫最後一個通話的是總統助理沙赫納紮羅夫，他當時正在離此地不遠的克裏米亞“南方療養院”休養。在戈爾巴喬夫的所有助理中，只有切爾尼亞耶夫擁有進入福羅斯別墅的特別通行證，這種嚴格的封閉式規章是戈爾巴喬夫自己親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範圍內休養。

沙赫納紮羅夫後來回憶說：“3點多鐘我起來散步，我和正在療養院休假的普裏馬科夫聊起了高官們的那些帶有威脅色彩的言行舉止，他們越來越公開地向總統挑戰，我們不能對那些右派議員和將軍們近乎號召政變的言論無動於衷。我們約好在新聯盟條約簽訂之後直接向總統提出這個問題，然後我們就分手了。我剛剛返回房間，電話鈴就響了。戈爾巴喬夫向我打聽，我這裏有沒有什麽新消息。我能夠向他通報的只有最近幾天報紙上的報道。然後，戈爾巴喬夫開始說起他即將發表的講話，在新聯盟條約簽訂之後，他將圍繞如何將新聯盟條約付諸實施的問題與各個共和國的領導人協商。

你準備和我一起飛往莫斯科嗎？

當然，——我回答。

我們過兩三天就回來，遊泳還來得及。

你的腰怎麽樣了？——我知道戈爾巴喬夫患了神經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和領袖在一起以及離開他們的日子》，莫斯科，2001，第442頁。

戈爾巴喬夫與沙赫納紮羅夫的通話是在16點32分結束的，梅德韋傑夫隨即敲響了門。聽了梅德韋傑夫的匯報，戈爾巴喬夫非常驚訝：“我沒邀請任何人啊！” 戈爾巴喬夫決定給亞納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電話，他這才發現，所有電話都不能用了。此時，此地電話交換站、俄軍最高統帥的電話和所有其他專用通訊線路全部被切斷，就連廚師這樣一般工作人員的電話也被掐斷。福羅斯別墅車庫已經被普列漢諾夫和格涅拉洛夫將軍隨機帶來的警衛看護起來，格涅拉洛夫將被任命為福羅斯別墅新的警衛處長，弗拉基米爾·梅德韋傑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書面命令，他不得不服從這個命令。

戈爾巴喬夫非常不解，而且明顯有些緊張，他沒有請那些不速之客進屋，而是走到涼台上，賴莎正在那裏休息。 “我對她說：‘別墅裏來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難預料他們要做什麽，我們得做好最壞打算。’——戈爾巴喬夫後來回憶說——賴莎聽到這個消息有些顫抖了，但她還是保持住了鎮靜，我們走進隔壁的臥房，我的思維興奮地運轉起來：不能向任何壓力讓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賴莎講了，她對我說：‘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著你，以防發生意外。’然後我們把伊麗娜和阿納托利亞叫來，他們聽我說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準備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結果。這用去了30~40分鐘。警衛告訴我說，來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為什麽不接待他們。我這時才讓這些來客進辦公室，我問他們：‘你們是帶著什麽使命來的？’巴克拉諾夫說，國家正處在災難之中，其他措施都無法解救國家，他們已經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我簽署實施緊急狀態的總統令。就實質而言，他們是來向我發出最後通牒的，我堅定地告訴他們，我是不會簽署任何總統令的。巴克拉諾夫對我說：‘你不想簽署總統令，那就將總統的全權轉交給亞納耶夫吧！’巴克拉諾夫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們去做這件肮臟的事，然後你還可以回來。’我當然駁回了他這個可惡的建議。瓦連尼科夫說了一句：‘那你就辭職吧！’談話到此結束，我們就這樣分手了。當他們離開的時候，我實在忍不住了，開口痛罵了他們。”米·謝·戈爾巴喬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8～5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