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4與＂七國＂在倫敦會見

1991年7月中旬．7個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將要在倫敦召開例行首腦會議。蘇聯沒有加人7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俱樂部，以前也沒有這個想法。1991年5月，邀請戈爾巴喬夫參加"七國"峰會部分活動的談判在各種不同渠道同時展開。戈爾巴喬夫承諾，他要把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重整蘇聯經濟的突破性方案呈交給西方國家領袖。談判最後在6月達成一個妥協的，對蘇聯來說足夠丟面子的協議。戈爾巴喬夫應邀訪問倫敦，但不是與其他國家首腦享有同等權利的峰會參加者，他不能出席"七國"峰會和會議午宴，他只是英國首相梅傑的客人，但在"七國"峰會結束以後，蘇聯總統可以單獨會見與會的所有各國領導人。這種會見是半官方性質的，沒有安排正式談判，沒有簽署文件的計劃。盡管如此，戈爾巴喬夫仍然非常滿意，他在周圍的小圈子裏，甚至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都把即將舉行的"倫敦會晤"評價為蘇聯外交的一大勝利。可是，由誰陪著戈爾巴喬夫訪問？帶著什麽改革綱領去倫敦呢？

尼古拉·雷日科夫辭職以後，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隨後也離開了政權機構。因那個失敗的"500天綱領"而名聲大振的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立陶宛局勢為借口走向與戈爾巴喬夫公開決裂的道路，尼古拉·彼得拉科夫院士被免去了蘇聯總統經濟顧問的職務，整個總統委員會都被取消了。戈爾巴喬夫需要緊急組成一個新的經濟小組，他安排瓦季姆，梅德韋傑夫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瓦季姆·梅德韋傑夫此前曾經是蘇共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工作，他在蘇共28大上竟然沒有進入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但他還是和亞科夫列夫一樣被留下擔任總統高級顧問。瓦季姆·梅德韋傑夫是經濟學博士、科學院通訊院士，但稱不上是什麽大牌的經濟學家，他性格很平靜，人也非常規矩，沒有什麽政治野心。我覺得，瓦季姆·梅德韋傑夫以前擔任的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職責，已經使瓦季姆·梅德韋傑夫感到不堪重負。瓦季姆·梅德韋傑夫領導下的工作委員會，在莫斯科郊外的沃林斯科耶開始投人工作。專家們起草的文件並非那種內容廣泛的經濟改革綱領，而是戈爾巴喬夫寫給西方夥伴的綱領性的信件。列昂尼德·阿巴爾金、葉夫根尼·普裏馬科夫和維克多·格拉先科都參加了這個工作組。為了討論和磋商問題，還專門將葉戈爾·蓋達爾、鮑裏斯·費多羅夫和葉夫根尼·亞辛等當時還不太知名的經濟學家也請到沃林斯科耶。格裏戈裏·亞夫林斯基也間接地參加了這項工作。

1991年春天，亞夫林斯基在"500天"綱領失敗以後就飛到美國，與美國的年輕經濟學家一起為蘇聯制定一個新的經濟綱領。這個綱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人工計算機遊戲，談不上是什麽嚴肅的科研成果，就是一個完全空想的模型，因為經濟綱領是以蘇聯迅速實現私有化和個人所有制、向市場經濟急速過渡為基礎的，而且還以外國在5年時間內向蘇聯提供1500億美元巨額援助為前提。1991年6月14日，"近衛軍綱領"的主體部分被轉交給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辦公室，供美國總統提前對它進行研究，戈爾巴喬夫在6月17日也收到了這個綱領，他把美蘇年輕經濟學者的聯合研究成果交給了瓦季姆·梅德韋傑夫，建議將它作為工作組起草文件的基礎。這個綱領的部分內容被采用，同時使用的還有來自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等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各種建議和研究成果。

戈爾巴喬夫親自簽字的"書信--綱領"，從來沒有在蘇聯和俄羅斯發表過。這是一個冗長的，非常極端的，同時也是特別不能令人信服的空想方案。這個方案在倫敦峰會前10天才完成，戈爾巴喬夫吩咐外交部通過特別信使將這封信分別轉給西方國家的領袖們，最主要的收信人當然是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西方國家領導人所收到信件的內容和這種接收方式都證明，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7月初是處在何等慌亂之中。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簡要地描述了他寫給西方領導信中提到的10大提綱，我們從這裏能看到所有東西：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完全的經濟自由、快速建立市場基礎設施、在工業和農業領域改變所有制關系。戈爾巴喬夫沒有隱瞞，只有在西方國家給予"實質援助"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建議才有實施的可能。因為要使蘇聯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必須有來自外部廣泛而積極的"迎接"。①

7月2日，喬治·布什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和戈爾巴喬夫在倫敦不舉行正式會晤，而是進行兩個小時的工作午餐和"哲學對話"，他們將討論雙方的意向。在回答戈爾巴喬夫是否打算向"七國"提出實質性經濟援助要求的時候，喬治·布什說："我確信他不會這樣做，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搞投機，都不會有任何好處，其中包括美國在內。"收到戈爾巴喬夫的信後，喬治·布什明顯有些不知所措，他在飛往倫敦之前會見記者時表示，他收到了一封不同尋常的信，"這是一封幻想一般的書信，美國對這封信的一些內容有不同看法。"布什認為必須給戈爾巴喬夫回信，他在回信裏面說了很多支持蘇聯市場改革的話，同時也不無雙關地聲明：蘇聯的市場改革只能依靠自身的資源，而不是依靠西方的援助。如果情況好的話，工業化國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前提是要看到蘇聯表現出對民主和市場強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