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光榮日（1945年3月～1945年9月）

最後一戰

人類的歷史終於進入了1945年的春天。

1945年的春天，著實是全人類的春天。這時候，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了。

這一年，全世界範圍內，一個關鍵詞就是“反攻”。但“反攻”並非只屬於1945年。

事實上，早在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變化時，盟軍的戰略反攻就已展開。當時，在中國的敵後戰場，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經歷了敵人的掃蕩和封鎖後，已開始策動對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入夏後，八路軍率先在豫魯地區發起攻勢作戰，這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根據日本資料記載，整個1943年，華北方面軍作戰1.5萬次，其中有75%的作戰是跟八路軍打。結果，日軍不但無法消滅八路軍，反而使八路軍越來越壯大，無論是解放區面積、人口還是軍隊數量都日益增加。關於這一點，日軍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縣按占據的實際情況看，極不穩定，行政力（指偽政權組織）的滲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駐在以縣城為中心的部分鄉村，民心更多地傾向於中共一方。”（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

山西沁源圍困戰，是八路軍轉入局部反攻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沁源位於八路軍太嶽軍區的腹地，是盤踞山西的日本第1軍的眼中釘，後軍參謀長花谷正（九一八事變、長沙會戰參與者）親率重兵進行鐵壁合圍，終將其攻陷。在沁源陷落前，當地的八路軍主力和群眾已經成功轉移入山。日軍占領沁源後，廣修炮樓、公路，建成了蛛網般的聯動據點。針對敵人的動作，八路軍決定對沁源進行反包圍式的圍困戰，並成立圍困指揮部，統一指揮三個營的兵力和縣區遊擊隊，用破襲戰、麻雀戰、地雷戰等，在全縣11個戰區對鬼子進行圍困和輪戰。雖然占領了沁源，但日軍只能龜縮在縣城和各據點，補給線被圍困部隊破壞殆盡。在敵人據點的周邊，八路軍和遊擊隊戰士不但廣埋地雷，還布下了鐵釘，甚至在道路的轉彎處潑水使之結冰，叫鬼子的運輸車輛打滑、翻倒、相撞。小到潑水制敵，大到部隊反攻，沁源圍困戰令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坐臥不安，一次次增兵支援這座被群山環繞的縣城，但卻收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還在韓略村被八路軍打了伏擊，高級和特殊指揮人員組成的“觀戰團”被一鍋端。在長期的圍困戰中，八路軍、遊擊隊與日軍作戰上千次，斃傷俘日偽軍4000多人，取得了驕人的戰果。在日軍守備沁源的部隊於1944年逃離前，其各個據點周圍已被八路軍和遊擊隊布置了15,000枚地雷！

隨著沁源圍困戰的勝利，盤踞山西的日軍已越來越顯現出頹勢。

此時在華北平原，隨著1944年的到來，八路軍展開了更大規模的反攻，日偽軍的據點被一個個拔除，敵人只能龜縮在城市和鐵路沿線。而鐵路線也一次次遭到敵後抗戰軍民的破襲。這一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出擊作戰超過兩萬次，殲滅日偽軍超過30萬人，解放人口過千萬。在世界戰局是個整體的情況下，中共抗戰軍民的積極作戰，將幾十萬日軍截留在了敵後戰場，這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場作戰，促使重慶方面繼續履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從世界整體戰局看，中共敵後作戰甚至可以說是從側面配合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大反攻，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日本史學家菊池一隆認為，中共軍隊的抵抗是中國能夠貫徹持久戰，並將擁有近代武器、具備壓倒性軍事優勢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戰敗的關鍵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軍隊的戰場，就不可能弄清‘強國’日本何以最終敗於‘弱國’中國”。

敵後意味著敵人的後方，更意味著抗戰的前方。

進入1945年後，敵後戰場上的反攻已經常態化，在平漢、隴海、津浦、滬寧、歸綏、運河、東江、瓊崖、雷州半島等抗日前線，上萬次大大小小的戰鬥令日軍陷入抗戰的汪洋大海。上半年，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解放人口達千萬，解放區也達到19個，總人口近億。在入夏全面反攻前夕，八路軍、新四軍等正規軍已壯大到90萬人以上，民兵則超過200萬人。抗日軍民在戰鬥第一線的迅速壯大和日軍的全面衰頹，是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由於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小據點和碉堡裏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於無法行動的境地，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裏。”（日本史學研究會：《太平洋戰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