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語文

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個大進步。（一）有語言，然後人類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語言，然後這一個人的意思，能夠傳達給那一個人。而（甲）不須人人自學。（乙）且可將個人的行為，化作團體的行為。單有語言，還嫌其空間太狹，時間太短，於是又有文字，賦語言以形，以擴充其作用。總之，文字語言，是在空間上和時間上，把人類聯結為一的。人類是非團結不能進化的，團結的範圍愈廣，進化愈速，所以言語文字，實為文化進化中極重要的因素。

以語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語言，這是在語言文字發達到一定階段之後看起來是如此。在語言文字萌芽之始，則並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勢。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勢。中國文字中的看字，義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勢語的遺跡。與語言同表一種意象的，則有圖畫。圖畫簡單化，即成象形文字。圖畫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語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讀音。圖畫更無論了。到後來，事物繁復，身勢不夠表示，語言乃被迫而增加。語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圖畫及象形文字，則不能為無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數極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語言表示，業已成為習慣；於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語言。文字既改為代表語言，自可用表示聲音之法造成，而不必專於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國文字的構造，舊有六書之說。即（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種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種為文字減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種是造字之法。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按許氏說倉頡造字，又說倉頡是黃帝之史，這話是錯的。其余的話，則大概不錯。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國文字中，實具有字母的作用。舊說謂之偏旁。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中，只有象形一種是文，余三種都是字。象形就是畫成一種東西的形狀，如■、■、■、■，此字須橫看。■，《說文》：“象臂脛之形。”案此所畫系人的側面，而又略去其頭未畫。■，上系頭，中系兩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並而為一。■，《說文》：“象人形。”案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畫其頭。只有子字是連頭畫出的。案畫人無不畫其頭之理，畫人而不畫其頭，則已全失圖畫之意矣。於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圖畫的區別。等字是。（一）天下的東西，不都有形可畫。（二）有形可畫的，其形亦往往相類。畫的詳細了，到足以表示其異點，就圖畫也不能如此其繁。於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於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儻使不加說明，看了他的形狀，是萬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測，亦必極其模胡。此為象形文字與圖畫的異點。象形文字所以能脫離圖畫而獨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決不能多。指事舊說是指無形可象的事，如人類的動作等。這話是錯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兩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說文》所舉的例，是上下兩字。衛恒《四體書勢》說“在上為上，在下為下”，其語殊不可解。我們看《周官》保氏《疏》說“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才知道《四體書勢》，實有脫文。《說文》中所載古文■■兩字，乃系省略之形。其原形當如篆文作■。一畫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畫之上，或一畫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這一畫，並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個界畫。《說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會意的會訓合。會意，就是合兩個字的意思，以表示一個字的意思。如《說文》所舉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類。此法所造的字，還是不能多的。只有形聲字。原則上是用兩個偏旁，一個表示意義，一個表示聲音。凡是一句話，總自有其意義，亦自有其聲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費心思，只要就本語的意義，本語的聲音，各找一個偏旁來表示他就夠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於了解。而且其意義，反較象形、指事、會意為確實。所以有形聲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於無窮”。轉注：《說文》所舉的例，是考老兩字。聲音相近，意義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話，後來分化為兩句的。語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自亦當跟著語言的分化而分化。這就是昔人的所謂轉注。夥多兩字，與考老同例。假借則因語言之用，以聲音為主。文字所以代表語言，亦當以聲音為主。語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還要讀出聲音來。耳朵聽了，等於聽語言。而明白其意義。如此，意義相異之語，只要聲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來代表他。於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雖造了，仍廢棄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為文字之所以減少。若無此例，文字將繁至不可勝識了。六書之說，見於許《序》及《漢書?藝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鄭司農之說。作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昔人誤以為造字之法，固屬大謬。即以為保氏教國子之法，亦屬不然。教學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識其形，明其音義，可以應用，斷無涉及文字構造之理。以上所舉六書之說，當系漢時研究文字學者之說。其說是至漢世才有的。《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與《漢書?藝文志》所說太史以六體試學童的六體是一，乃系字的六種寫法，正和現在字的有行、草、篆、隸一樣。《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作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8字，定系後人竄入。惟保氏六書和太史六體是一，所以說亦著其法，若六書與六體是二，這亦字便不可通了。以六書說中國文字的構造，其實是粗略的，讀拙撰《字例略說》可明。商務印書館本。然大體亦尚可應用。舊時學者的風氣，本來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誤以六書為倉頡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時視為神聖事業的，更無人敢於置議。其說遂流傳迄今。《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可見倉頡只是一個會寫字的人。然將長於某事的人，誤認作創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誤。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雲：暴辛公作篪，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已駁其繆。見《詩?何人斯疏》。因此，生出倉頡造字之說。漢代緯書，皆認倉頡為古代的帝皇。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二章，商務印書館本。又有一派，因《易經?系辭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蒙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認為上古聖人，即是黃帝。司記事者為史官，因以倉頡為黃帝之史。其實二者都是無稽的。還有《尚書》偽孔安國《傳序》，以三墳為三皇之書，五典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就說文字起於伏羲時，那更是無據之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