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鑒賞家

著名學者貝特霍爾德·勞費爾身材矮小，衣冠楚楚。1934年9月13日，他從芝加哥濱湖酒店8樓的逃生梯上，跳樓自殺身亡。勞費爾在菲爾德博物館人類學部，當了20多年的研究員。他跳樓的地方，正位於該館南面8公裏處。導致勞費爾跳樓自殺的原因是什麽？人們至今仍在推測（之前不久，他被診斷出身患癌症）。毫無爭議的是，勞費爾屬於美國屈指可數的幾位知識分子。美國在中國藝術收藏和研究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正源於他們的賜予。

勞費爾的一位同事如此描述他：“小骨架，歐洲學者派頭，鼠灰色頭發中分，戴夾鼻眼鏡，皮膚灰黃。”勞費爾喜歡嚴肅的黑色正裝，穿戴老式硬翻領。他的雙手，“幾乎與白瓷無異”；與人握手時“給人不硬不軟但又傾向於軟的感覺”。從勞費爾早年所寫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很乖僻，厭惡人類。早年在芝加哥時，勞費爾給自己的導師弗朗茨·博厄斯寫信，他哀嘆道：“我缺少知識上的刺激，正在變成木乃伊。芝加哥沒有一星半點兒的文化知識。”勞費爾不善於與人打交道，卻因此成為一個有大把時間揮霍的員工。他以在辦公室工作16小時為榮，操一口濃重的德國口音，在辦公室兩個拉蓋書桌上來回顧盼，沉溺於鉆牛角尖式的研究校訂工作。然而，據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同事爆料，勞費爾蔑視自己的工作單位，稱那裏是一處“犀牛化石仍在蠕動的地方”。

哈佛大學的蘭登·華爾納稱贊勞費爾是“美國頂尖的漢學家”。勞費爾對導師博厄斯自吹自擂道：“我將為美國的民族志和考古學打下一個全新、堅實的基礎……我將為人類學家……占領中國。”在學術研究和收藏兩個領域，勞費爾均頗有建樹。他編寫出版了450部著作，遺留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書房、塞滿档案的壁櫃，將一批重要藝術品和人類學文物留給了3座博物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芝加哥的菲爾德博物館和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無論是周代玉器、漢代陶瓷還是安陽出土的青銅器，博物館研究員和收藏家都會請勞費爾鑒定、估價，費用通常高達每天500美元，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也是如此。經勞費爾鑒定後，收藏家們才會將藏品進行交換、展覽，最後再將“備受其賞識”（一語雙關）、可獲得相應免稅的物件，捐贈給美國各地的博物館。

然而，勞費爾的好名聲，卻遭遇了不公正的凋謝。勞費爾是學術領域的受害者，陷入藝術與社會科學血腥相爭的交會處。習慣舊學科的人，對作為新興民族志開拓者的勞費爾充滿懷疑。但是，在勞費爾的出生地德國，學者們成為對所有社會制度進行寬容探究的領路人。馬克斯·韋伯就屬於最早留意中國文人選拔制度的西方學者，稱中國文人“是邁向理性行政的旗手”。韋伯寫道：實際上，中國文人，“作為統治階層延續了2000多年”。

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勞費爾是一位開拓者。當時，對如何確定中國在現代文明崛起中的地位，人們一直爭論不休。勞費爾成為沖上前線的鬥士。學術和政治領袖們傾向於認為，人類歷史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相似：適者無情地上升至頂端。在那個階梯上，原始民族和非白人處於底層；富於創新、開明、努力向上的歐美人占據著頂端。顯然，中國的位置成了問題。那時的中國貧窮、落後、陳腐。然而，中國人的祖先，卻獨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那3項發明創造，被認為推動了西方的崛起。在人類探險記錄中，該如何定位15世紀中國明朝的航海？太監鄭和船長是穆斯林，曾率領永樂皇帝的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最遠抵達非洲，難道他不應該享受與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一樣的歷史地位？當倫敦還是一片沼澤、巴黎還是一座古羅馬城堡時，“中央帝國”的商人們，正沿著絲綢之路行進，與中亞和地中海地區進行貿易。因此，我們為何不能平行，而不是垂直地評價不同的文化？為何不能檢驗每個文化如何以不同方式適應獨特的環境？對此，勞費爾與自己的導師、德國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一樣，支持那些相對論者。

還有另一個相關問題：西方人該如何理解中國藝術？如何看待那些奇怪的卷軸畫、說教式的佛造像，以及色彩濃淡細致入微的陶瓷？那些東西屬於民族志研究的民間藝術，還是貿易商品？或者可能屬於19世紀歐美審美運動的先驅？在費城（1876）、芝加哥（1893）和聖路易斯（1904）接二連三舉辦的國際博覽會上，那3類東西都被作為亞洲藝術的例證公開展示。19世紀末，對於如何展示或分類中國藝術，人們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持續不斷的考察中，勞費爾本人相信：中國的古代文物，特別是玉器、銅器和雕塑，屬於世界級藝術。即便是那些最普通的家用器皿和匠人工具，都成為中國無法永恒保存的傳統文化證據。在現代化浪潮席卷中國之際，中國的傳統文化，更顯得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