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賓州大學套住唐皇駿馬

1935年至1936年，美國的中國藝術收藏家們首次在全球亮相。那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位於倫敦皮卡迪利大街伯靈頓大廈的英國皇家學院舉辦。有240家機構向展覽出借展品，其中不僅有美國博物館，還有中國首次允許借給外國展出的一大批“國寶”（中華民國喜歡使用該詞）。為運輸93箱中的800多件中國宮廷珍寶，英國海軍部提供了一艘名為“薩福克”號的軍艦。喬治·尤摩弗伯勒斯和波西瓦爾·大衛德是當時英國的兩位最偉大的收藏家。他們與大英博物館的羅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著名古董商盧芹齋和山中定次郎一起工作，協助安排集中參展的藝術品。此次博覽會據稱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中國展覽，轟動一時。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不乏批評之聲。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舉辦的背景是日本占領了偽滿洲國（之前稱滿洲），並隨時準備入侵中國。中國政府當局希望獲得國際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賞中國藝術。因此，東西方對中國藝術的鑒賞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並肩相互媲美。當然，其間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聲。西方認為，中國並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繪畫，覺得外國專家沒有能力辨別好壞差別，因而將西方的獎學金項目推遲了幾十年。中國方面，尤其是清華大學的學者們則認為，外國人得到了挑選展品的權利，不能確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應該把重要、有價值的珍寶送到國外”，而且，“一旦藝術品被大英博物館征集，無論其價值如何，都不會允許它走出博物館的大門”。中國政府的迫切願望並未受到反對之聲的影響。中華民國急於培養西方對自己的善意，為自己作為崛起強權的形象塗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擁而至，觀眾總數（有記錄人次數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覽的紀錄。當時，博物館組織重磅大展的風氣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蕭條。正是在那種時刻，中國藝術閃亮登場！

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將兩幅壁畫殘片、該館所獲戰利品——那尊敦煌菩薩像，以及作為受邀演講人的蘭登·華爾納送往英國參加展覽會。1933年，美國最新的博物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剛剛開館。它將25件展品，包括該館著名藏品玉璧（參見彩色插圖3），以及該館的未來研究員之星——勞倫斯·史克曼送往倫敦。阿比·洛克菲勒從基奎特莊園運去了自己的唐代菩薩像。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頓美術館缺席了那次展覽會。該館大包大攬的捐助人、董事登曼·羅斯堅決反對出借藝術品藏品參加展覽。因此，美國的主要中國收藏並未在倫敦的展覽會現身。但是，那次展覽會最受觀眾歡迎的藏品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所藏石刻“颯露紫”。那是該館兩件石雕中的一件，來自西安附近的唐太宗昭陵。

公元636年，唐太宗（廟號）下令為自己和皇後長孫氏建造陵墓，墓址選在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西北90公裏處。昭陵的周長近60公裏，或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陵墓建於九嵕山上，太宗希望借以展示自己的皇權。其建造者們也指望依靠山體預防盜掘。太宗題字碑刻書：“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山為陵，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好盜息心，存沒無累。”

若幹年後，唐代著名詩人杜甫路過昭陵，他寫道：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昭陵的設計者據說是名揚天下的閻立德和閻立本兄弟，兄弟倆都是建築師、畫家和宮廷官員。陵墓依山鑿石進入山體，設有五道石門；墓室兩廂列置石函，裏面安放陪葬品。雖然太宗皇帝早就采取了預防措施，五代十國時期的節度使溫韜（約逝於公元926年）還是鉆進了陵墓，發現裏面“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繇）、王（羲之）筆跡，紙墨如新”。

在建築設計上，昭陵復制了唐太宗在都城長安的住宅。它被分為三部分：皇城、內城、外城，與長安城布局無異。陵墓建造用了十三年，包括最近統計的近200座附屬貴族、皇戚、在宮廷侍奉中表現優異的寵臣以及將軍們的陪葬墓。

在任期間，唐太宗制服了突厥人。突厥人前往長安，對唐王朝表示效忠。他們請求唐太宗擔任“天可汗”即“可汗的可汗”。太宗答道：“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將獲天賜履行可汗職責。”突厥人被納入了唐代帝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會。大唐帝國歡迎外國人——來自遙遠社會的商人、僧侶和百姓——前往自己的都城。大唐帝國還允許異邦首領死後葬於唐代皇陵，與中國人享受同等待遇，這也是獎賞、安慰少數民族的一項成功措施。在皇陵陪葬是一種榮譽，也確保了異邦對“天子”和“可汗的可汗”的忠誠。